《水浒传》中所写的一百零八人,各有特色,尤以时迁为最。较之于几个主要人物,时迁不是一呼百应的大丈夫,也不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他的所做所为难以符合英雄的评判标准,但他更像一个活生生的人。作者看似白描的表现手法,却使这个人物形象鲜活明晰,跃然纸上。

关于时迁的生平、绰号,书上只提到了几句：“姓时,名迁,祖籍是高唐州人氏,流落在此,只一地里作些飞檐走壁、跳篱骗马的勾当。”时迁,绰号是鼓上蚤。

清代的曲家源在《水浒一百单八将绰号考释》中认为,这个绰号是说时迁飞檐走壁的技巧非常高超,能够像跳蚤在鼓面上起跳而不出声响一样,在干跳篱骗马的勾当时,不易被人察觉。纵观全文,的确如此。

作品中对时迁外貌的描写几乎没有,只是在第五十五回杨雄和店小二的言语中提到他是一“鲜眼睛黑瘦汉子”。结合绰号,我们马上会对这个人物产生一个大致印象,他应该是一个身材瘦小、小眼放光的精明汉子。

水泊梁山一百零八将来自各阶层。时迁是一个小偷,小偷的行径从古至今被人们所痛恨、瞧不起。但凡小偷大都是油嘴滑舌之人,他也不例外。单看他出场的时候,杨雄、石秀刚刚杀人,正密谋上梁山,自然不愿意被别人知道,谁知他偏偏冷不丁地冒了出来,说道：“清平世界,荡荡乾坤,把人割了,却去投奔梁山泊入伙,我听得多时了!”

时迁是个小偷,所以连他的出现都不是光明正大,而是先闻其声,后见其人。但是,从他的言辞来看,同时也折射出他对是非符合常理的价值判断。金人瑞在《读第五才子书法》中认为时迁和宋江一样属于“下下之人”,我不敢苟同。从行事作风来看,二人决不雷同。他虽然是一个小偷,但他不满足于自己的处境,在他的内心深处,也有着对光明的追求,因此才会自愿上梁山。再说了,在那个“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时代,时迁这样的流浪汉,为了活命,这样做也不无道理。

试想,人不到万不得已的地步,谁会这样?“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这是水浒义军能够集结在一起的主要原因。汇聚在梁山泊的英雄们来自四面八方,包括各个阶级、阶层以至各行业的人物……他们共同的命运,就是被以蔡高童杨为代表的权奸、贪官组成的反动统治集团逼得走投无路,生活不下去,而只能铤而走险,上梁山共聚大义。

从全文可判断出时迁属于下层阶级。他被逼上梁山,固然有着人物自身的原因,但最主要是由当时的社会环境造成的。

“穷则思变”,生活的艰辛使时迁逐渐失去了纯朴的天性,把一双“黑手”伸向周围的人群,同时也变得油腔滑调。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得他要上梁山呢?时迁为了生计不得不走上偷鸡摸狗的道路,然而,他不甘于过这种屈辱的生活,他的良知还没有完全泯灭,而且他也隐约意识到：造成他悲惨遭遇的是黑暗的封建统治。梁山泊正是打着替天行道的旗帜,众望所归。他也要上梁山,不仅仅是为了混一口饭吃,有个安身之所,更是为了心中潜藏的信念。

梁山英雄的行为折射出了忠和义的光辉,应该是时迁要上梁山的根本动力。不幸的是,他未上梁山,却先身陷囹圄。时迁和杨雄、石秀三人投奔梁山途中,在祝家庄偷鸡、斗殴、放火,时迁被捉,杨、石二人落荒而逃,跑上梁山,晁盖嫌二人辱没了梁山好汉的英名,要杀他们,宋江说话了：“……那个鼓上蚤时迁,他原是此等人,以致惹起祝家那厮来,岂是这二位贤弟要玷辱山寨?……”

若是时迁本人听了这话,只怕会后悔偷鸡,干嘛不去偷一份机密文件或是金枪宝刀作为见面礼呢!时迁是一片忠心上梁山,但由于他本性难移,以致自身被捉,而梁山好汉却并未注意他的忠心,只是认为他使梁山脸上无光。梁山一百零八将中,打家劫舍、杀人放火者不乏其徒：张清夫妇和李立都开黑店,连武松和宋江都差点成为包子馅;王英见财起意,就势劫了客人,上山为寇;孔明为争一口闲气,杀了同乡一家老小;李逵一时性起,板斧下便多了无数冤魂……时迁偷盗的行径,和这些人比起来,显然是小巫见大巫了。

只是在北宋年间,盗贼是被他人看不起的,晁盖曾险些杀了一同偷鸡的杨雄、石秀(虽然他俩并未参与偷鸡)。这就意味者即使在人丁兴旺的梁山上也不容有小偷加入,考虑到今后“情报工作”的发展,才给时迁一席之地。

时迁没有享受过一天被世人正视的日子,在他活着的时候,没有尝到过衣锦还乡的滋味,即便在梁山内部,他也只不过是一个需要的时候才被想起的无足轻重的小人物。在强盗的逻辑里,小偷始终是可耻的,哪怕他有再多的贡献。一次污点,是永远也洗脱不干净的。人生在世,难免一死。在征讨方腊时,梁山好汉死伤无数。时迁也因生急病死去,默默地走完了他的一生。

（说明：原题为《<水浒传>小人物时迁的塑造、价值及启示》，来源：《西安工业大学学报》年第4期。本文题目为编者改动与原文无关，由于版式需要，去掉相关注释，并做了摘编处理。详见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