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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史料概述
历史书写和研究需要依赖史料，然而史料本身要经过批判性的处理才能用来构建历史。所谓罗马史研究的一手史料（primary sources），指的是来自罗马时代的材料，反映彼时人们的所做所为，以及对自己和对以前时代的所思所想。现代学者所撰写的通史及专题性研究著作或文章，则称为二手资料（secondary sources）。罗马研究的一手史料可分为文字史料和实物史料（material sources）两大类，文字史料中又可分为文学史料（literary sources）、文书史料（documentary sources）两类。这些不同类型的史料互相关联，在史料方法论上有共通之处，但不同种类的史料又价值各异，局限性也有不同，所以要求不同的研究手法和技能。正因为如此，本章既包括对基本史料的介绍，也涉及史料处理的基本方法。
一 文学史料概况
关于古典文学的各种体裁以及罗马文学发展历程的详细讨论，孔德（Gian Conte）的长篇巨著《拉丁文学史》为经典阅读书目，[]主体部分主要是按各个历史时段下单个古代作家来组织材料。在古典学界备受称赞的长篇文学史另有冯·阿尔布雷希特的《自安德罗尼库斯至波埃修斯的罗马文学史》；[]中等篇幅或短篇的文学史或综述，常用的包括《罗马文学与社会》《罗马世界的文学：新视角》《拉丁文学》以及《自普劳图斯至马克罗比乌斯的罗马文学文化》。[]这些著作大多不以作家而以流派和主题组织材料，直接引用拉丁文很少，凡有引文必有英文翻译，所以没有拉丁文基础的读者在使用时也无障碍。中文综述可参见王焕生著《古罗马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年）。[]这里所用的“文学史”一词都为广义，包括诗歌、小说、戏剧、史作、演说辞、书信、哲学论文、地理志、游记、农业志以及医学著作等等。各种体裁的古代著作都从不同侧面揭示历史人物的经历和时代的价值观。同样需要指出的是，罗马帝国的文学史料是多语言的，但以拉丁语和希腊语为主。经历了两千多年选择性的保存，现在存留下来的古希腊、拉丁语文学历史作品也只在少数。大部分的作品或失传或只剩下残篇。有些当年的名著，我们只能在他人的引述中领略片言只语。比如，早期的拉丁诗人恩尼乌斯（Ennius）的长篇史诗《编年史》（Annales）仅有余行以残篇的形式存世。老加图的重要历史著作《起源记》（Origines）亦已失传，也只剩下残存在他人引言中的片段。图拉真皇帝关于达奇亚战争的战记（Commentaria）只有少数残句行世。2世纪末3世纪初元老等级的史学家卡西乌斯·狄奥著有卷的《罗马史》，然而存留下来的只有卷以及中世纪时期对卷的摘要。文献的保存有偶然性和随机性，不同时代有不同的选择标准和保存能力。至于文本的精确性，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世纪誊抄文本的僧侣们。而抄本墨迹研究、文书辨伪则是一门专门的学科，称为古文书学或古文献学（paleography）。[]埃及出土的纸草卷保留了相当多的古典作品残篇，对于修正文本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
在正确使用史料方面，除了要关注文本传抄上的精确性之外，史料批判和分析是必经的步骤。芬利（Moses Finley）的《古代史：证据与模式》[]一书简洁精辟，是了解古代史料缺陷以及如何运用史料的重要入门读物。伍德曼（A.J.Woodman）在年的《古典史学史中的修辞》一书中探讨了古代关于“真相”的概念和理解，他的结论是所谓“真相”在古代史学史中并不占据核心地位。该书对后来二三十年间罗马史学史研究的影响不可低估。[]格兰特的《希腊罗马历史学家：信息与误传》集中揭示了古代作家无意的误传或刻意的篡改，是可读性很强的介绍性读物。[]郭小凌在《古代的史料和世界古代史》一文中认为应认真细致区分一手史料及二手史料。这篇文章指出“李维的《罗马史》是研究公元1世纪前后罗马史学思想的一手史料，却不是研究共和时期平民和贵族斗争的一手史料”，在这个问题上，李维的著作属于二手史料。郭小凌的这篇文章在史学批判的方法论上颇有价值。[]
年出版的《古代世界的真相与历史》这部合集让我们更多地了解了“真相”这个词在古代史学史中的所具有的弹性。比如莉萨·豪（Lisa Hau）在《真相与训谕：希腊化时代撰史者的双重目的》一文中分析了波利比乌斯和西西里的狄奥多罗斯（Diodorus Siculus）对“真相”的看法，[]指出波利比乌斯所认为的“真相”（ληθεα）和Kριβεα（字面的意思是“精确之事”）是不同的，后者是前者的一部分，然而波利比乌斯所认为的真相并不只是年代、事件的真实性和精确性，也指褒贬方面的“真相”，也就是说，在波利比乌斯的眼中，如果赞扬或批评的对象是错误的，或者超过了适当的度，都是错误的做法。更重要的是，“真相”只是撰史的一个部分，道德训谕同样重要，在波利比乌斯和西西里的狄奥多罗斯看来，这两者相辅相成而不是相互竞争或冲突的关系。西西里的狄奥多罗斯在这一点上走得更远，甚至强调道德说教是历史的主要目的。
从史料来源来说，古代作家，包括我们通常称之为史家的作家，并不受版权的约束，在引用他人材料及官方“档案”（比如元老院会议记录，acta senatus）时极少提及出处，使得后世的学者难以判断材料的可靠性。近代以来学者的研究表明“时代错乱”（anachronistic）的杜撰在罗马作品中绝非鲜见。世纪年代末以来，古典学界的潮流是将历史题材的著作作为文学作品来研究，视其为古代文学创作中的一个流派，而并非独立于文学之外。这种“文史不分家”的视角有其道理。比如，古代作家更注重的是遣词造句、文体风格、文学感染力，以及展示博学。古代史家经常强调撰史是为了保存历史记忆，使得丰功伟绩不至于湮没于历史的尘埃之中。但是，公元前2世纪以后，特别是帝国时代，博闻强识（dissertus）被列为男性的重要美德之一，是跻身罗马上流社会的通行证之一，撰史的目的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在文学史上留名。历史学家作为一种职业是近代学科发展的产物，到兰克（Leopold von Ranke，—）之后才正式形成。古代史学作品首先是文学作品，所以用现当代人的撰史标准来要求古代作家显然是犯了时代错乱的错误。古代的历史著作，如李维的《建城以来史》等，常常通过“范例”（单数exemplum，复数exempla）来垂训后世，有着道德警世的目的。正因为如此，在描述人物和事件的时候，史家更侧重人物形象和性格的塑造以及历史的道德价值，而非历史真实性。公元2世纪的传记作家普鲁塔克就曾明确指出：看过去的记录很难得出真相，即便书写之人来自事件发生年代，书写者出于恶意或谄媚也会隐藏或歪曲真相。普鲁塔克自己本人所作的《希腊罗马名人平行传记》则不以编年记史为己任，而着重塑造伟大人物的性格。
再以塔西佗为例，他虽然声称自己撰史“不怒不喜”（sine ira et studio），但这并不代表他能够“忠实”地运用史料，比如年在元老院中有一场讨论，议题是高卢人能否进入元老院，克劳狄皇帝站在支持的立场上。塔西佗“引用”了克劳狄皇帝的发言（《编年史》），然而记载着这个发言的铜碑出土之后，在两个版本的对比之下，很明显，塔西佗的版本虽然并没有篡改克劳狄的总体结论，但改变了克劳狄发言的用词、论证和修辞风格等等（详见本章“铭文”一节）。另外一个例证是塔西佗《编年史》对年罗马城大火的描述。这场大火发生在尼禄统治时期，塔西佗的描述效仿了维吉尔笔下对特洛伊陷落的描写，丹尼斯·菲尼（Denis C.Feeney）强调，大火发生的日期也被塔西佗赋予了强烈的象征意义，这场大火发生于7月日，而罗马史上所谓的阿利亚灾难日（Dies Alliensis），也就是罗马大败于高卢人发生在7月日，高卢侵入罗马城之后放火焚城也是发生在7月日。[]塔西佗笔下许多林林总总的细节难以经得住推敲，这也显示出了古代史学书写与现代史学书写的差异，维多利亚·帕甘（Victoria Emma Pagán）在她的《塔西佗》一书中详细分析了塔西佗的inventio手法，她把这种手法解释为富有想象力的重构。[]
近年来，有学者对把史作视为修辞的史学史研究方法提出异议。比如兰登（J.E.Lendon）以《没有历史的史学家：驳罗马史学史》为题，抨击把罗马史上的史家视为雄辩家、剧作家、小说家甚至是文学批评家的做法，呼吁回归把“真相”作为罗马史学史研究的核心的做法。[]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大部分的作家出身于元老和骑士阶层，这些阶层只占罗马时期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一或更少。其作品所反映的视角是罗马上层人物的视角。平民、小人物不在他们的关注范围之内，即便他们出现在这些作品中，也常是讥讽、嘲弄、抨击的对象。如何不落入史料的“陷阱”是我们在使用史料时要十分注意的问题。此外，史料中所记载的事件未必具有代表性。在考察史料的时候，我们必须事先考量以下问题：在罗马人的眼中，何事何物能入何种体裁的文字记载？某个特定的作品为何人所作，读者群为何？其创作背景为何？等等。
尽管古代作家的著作有其局限性，但仍然是无可替代的历史资料。牛津大学的著名古代史学家弗格斯·米勒（Fergus Millar）指出：历史不但应当涵盖关于“发生了什么事”，而且应当包括当事人是如何来看待这些事件的。延伸一下，古代作家的著作正是提供了古代的视角，而这个视角是后世所难以效仿的。
西方古典学家常把帝国时期的文学分为黄金时代（约前1世纪—1世纪初）和白银时代（约1世纪—2世纪上半叶）。前者的代表人物为西塞罗及奥古斯都时代的维吉尔、贺拉斯、奥维德等等，而后者的代表人物则为小塞内加、塔西佗、斯塔提乌斯（Statius）等等。但这个划分不无主观色彩，对不同作家的评价也因时代而异。如果说拉丁文学创作水平自奥古斯都时代以降每况愈下，则未免有失偏颇。
本节将古代作家分为诗人和散文作家两大类，各按时间顺序简要介绍重要的古代作家及各自代表作。诗歌受格律约束，强调音乐性，适合咏唱。这是它区别于散文的重要之处。在题材方面，诗歌和散文的界限并不绝对。比如，哲学题材的作品既有以散文为载体的，也有以诗歌为载体的（比如卢克莱修物性论）。自老加图之后，罗马时代的历史创作则多以散文为载体。公元年基督教获得合法地位之后，主流作品中的基督教因素日渐明显。所以古代晚期的作家及作品另立一节。对一个特定作家及其作品的研究，通常包括其历史背景、社会地位、体裁、文风、语言特色、主题、在古典文学史上的地位、文本发现史、手稿版本、权威的校勘本、文本注疏史、对后世的影响及译本等诸多方面。以下的简介无法尽善，也无法覆盖罗马时代所有的作家，但在介绍影响较大的作家时尽量争取全面。未提到的作家及其著作，请参阅本节开篇所提到的综述性书目。
诗歌创作在古罗马十分活跃，写诗、参加诗歌朗诵会、赠诗、赞助诗人等等，不仅是文学活动，也具有重要的社会和政治功能。本节按年代顺序简介罗马历史上一些重要的诗人。
恩尼乌斯（Quintus Ennius，前—前）是罗马早期文学史上最有影响的诗人和剧作家之一。出身南部意大利，公元前年，恩尼乌斯被老加图带到罗马城，公元前年获得罗马公民权，受到一些世家大族的器重，西塞罗和李维都称西庇阿（Scipio）家族的墓中立有恩尼乌斯的雕像。恩尼乌斯曾随昆图斯·富尔维乌斯·诺比利奥尔（Quintus Fulvius Nobilior）赴伊托利亚（Aetolia），并曾在史诗《编年纪》（Annales）和其他作品中称颂他。《编年纪》是罗马史上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史诗，用六音步格撰写，如今只有残篇留存。恩尼乌斯的作品在罗马文学史上影响深远，他身后许多重要的作家，包括西塞罗、瓦罗、卢克莱修、卡图卢斯、维吉尔、奥维德、卢坎（Marcus Annaeus Lucanus，英文作Lucan）、费斯图斯（Festus）、马可·奥勒留、弗隆托（Fronto）等等都熟知恩尼乌斯的作品。卢克莱修（见下文）写道：“恩尼乌斯，是他第一个/从那可爱的希里康山上/带来一个光辉的常青之叶的桂冠，/在意大利各族中间永远享着盛名。”[]对恩尼乌斯的推崇可见一斑。《编年纪》是一部罗马扩张史，恩尼乌斯对罗马史的表述强调罗马史就是英雄业绩的总和，这些英雄业绩来源于个人的勇武，这些伟大的贵族和长官带领军纪严明的士兵凯旋。从“编年”的角度来说，在恩尼乌斯的版本中，埃涅阿斯是伊利娅（Ilia）的父亲，是罗慕路斯和雷穆斯的外祖父。然而这样的世系没有顾及荷马史诗中特洛伊战争时代和罗马建城时代之间的时间差。这个时间差在后来的文学创作中得到解决。
卢克莱修（Titus Lucretius Carus，约前/前—前/前）是罗马史上重要的哲学诗人，但关于他的生平我们所知甚少。卢克莱修用六音步格撰写了拉丁文长诗《物性论》（De Rerum Natura），共6卷本传世，是对起源于古希腊的伊壁鸠鲁哲学最完整的阐述。在第1卷的“序诗”中，卢克莱修就明确地点题道：他要证明“神和天的最高定律”，揭示“事物的始基”。这所谓的“始基”（primordia），对应的是希腊文中的τομον，在中文中常译为“原子”，是伊壁鸠鲁哲学中的一个基本概念：“自然用它们来创造一切，/用它们来繁殖和养育一切，/而当一件东西终于被颠覆的时候，/她又使它分解为这些始基。/在我的论说中我想把这些东西叫做/质料、产生事物的物体、/事物的种子或原初物体，/因为万物以它们为起点而获得存在。”[]
西塞罗曾盛赞他在诗中所展现的天才和技艺，大诗人维吉尔的《农事诗》（Georgica）深受《物性论》影响，并赞道：“知晓万物缘由之人，何其幸运。”（Felix, qui potuit rerum cognoscere causas）至于为什么要用诗体来书写哲学，卢克莱修认为哲学是灵魂的医药，诗歌的魅力如同医生涂在装了药的杯子口沿的蜂蜜，能帮孩子喝下良药。在卢克莱修看来，在对未知的恐惧这方面，我们都是孩子。关于卢克莱修研究的书目，可从《剑桥卢克莱修指南》[]入手。
卡图卢斯（Gaius Valerius Catullus，约前—前）为罗马史上最著名的诗人之一。出生于意大利北部的维罗纳（Verona），家境殷实，受过良好教育。青年时代移居罗马，并很快以诗才跻身上流社会。现存的诗歌有首，格律、风格、体裁各异，有不少是抒情短诗，表达诗人对于一个被诗人称作莱斯比娅（Lesbia）的女子的执着热烈的爱情。莱斯比娅有可能就是西塞罗笔下的惯于勾引年轻人的罗马贵妇克劳狄娅（Clodia）。卡图卢斯钦佩希腊莱斯博斯（Lesbos）岛的女诗人萨福，所以把恋人称为莱斯比娅。卡图卢斯《诗集》的第首“在我看来，那人犹如神明”即改自萨福的一首名诗。卡图卢斯擅长表现内心感受，或痛苦煎熬，或轻快欢乐，或炙热浓烈，无不能打动读者。周作人、王焕生、张竹明等都曾选译过卡图卢斯的诗歌，目前有李永毅的拉汉对照全译本（中国青年出版社，年；电子版见“迪金森古典学在线”[https：
//dco.dickinson.edu/catullus/1]。卡图卢斯的西文研究著作非常丰富，这可以从近年来“卡图卢斯指南”（布莱克威尔出版公司，年；剑桥大学出版社，年）所汇总的成果和书目中窥见规模。李永毅的《卡图卢斯研究》（中国青年出版社，年）是重要的中文研究专著。
贺拉斯（Quintus Horatius Flaccus，英文作Horace，前—前8）是著名的拉丁诗人。生于维努西阿（Venusia）城，释奴之子。其父为了让贺拉斯得以出头，带他到罗马受教育，与达官贵人的子孙同学。贺拉斯的诗中对父亲的感激与怀念感人至深。贺拉斯后曾赴雅典求学。公元前年恺撒被刺后，贺拉斯曾参加腓力比战役与屋大维一方作战。共和派失利后，贺拉斯为后三头所赦免。其诗名为维吉尔所赏识，并经维吉尔介绍给奥古斯都的密友麦凯纳斯（Maecenas），后从麦凯纳斯那里获得一片农庄。著有多种题材的韵文，包括抒情诗、颂歌、杂咏（Satura，或译为讽刺诗）及书简集，有众多警句名句传世。比如Dulce et decorum est pro patria mori（为国捐躯甜蜜而光荣），carpe diem（把握每一天，或“及时行乐”），Graecia capta ferum victorem cepit et artes intulit agresti Latio（被俘的希腊俘虏了粗野的征服者，给鄙陋的拉丁姆带来了艺术），Exegi monumentum aere perennium（我用诗所立的丰碑比铜还要持久），等等。其早期的诗歌常较苦闷，但后期的杂咏和书简则较多轻松诙谐并洋溢着哲学思考，题材广泛，描画罗马社会的方方面面。《世纪之歌》（Carmen Seculare）是受奥古斯都之命，为公元前年罗马的世纪庆典（saeculum）（每年或年庆祝一次）而作，讴歌繁荣盛世。贺拉斯的书简中则包括不少文艺评论，强调“寓教于乐”，其中《诗艺》（Ars Poetica）等对后世的文学理论影响很大。近年来，国内对贺拉斯诗作的译注与研究有了长足进展，李永毅《贺拉斯诗全集：拉中对照详注本》（中国青年出版社，年）是有关贺拉斯的必读中文书。李永毅贺拉斯诗选的拉中对照以及简注的电子版，见“迪金森古典学在线”（https：
//dco.dickinson.edu/horatius-carmina/carminum-）。年，刘皓明《贺拉斯〈赞歌集〉会笺义证》不但包括对贺拉斯《赞歌集》（Carmina）的译注，还包括了中西比较。对于中文读者而言，有李永毅译本和刘皓明译本互为参照是一桩幸事，可以看到对于同样的拉丁文本，不同的翻译策略、不同的选词原则会产生非常不一样的意境或风格，或平实或古朴，或清越或凝重。
维吉尔（Publius Vergilius Maro，英文作Virgil或Vergil，前—前）是罗马史乃至西方文学史上最有影响的诗人之一，他创造性地运用希腊诗歌的手法和体裁写作，著有《牧歌集》（Eclogae，中译本：《牧歌》，杨宪益译，人民文学出版社，年初版；上海人民出版社，年，年；党晟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年；《牧歌集》，翟文韬译，“迪金森古典学在线”[Dickinson Classics Online：https：
//dco.dickinson.edu/vergil/vergil-eclogues-i]）；《农事诗》（目前尚无完整中译本）及长篇史诗《埃涅阿斯纪》（中译本：《埃涅阿斯纪》，杨周翰译，人民文学出版社，年，年；译林出版社，年，年；《埃涅阿斯纪·特洛亚妇女》，上海人民文学出版社，年。杨周翰译本仍然是经典译本。据英文译出另有两个版本：曹鸿昭译，吉林出版集团，年；《哈佛百年经典第卷：埃涅阿斯纪》，田孟鑫、李真译，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年；近来有翟文韬的选译[据拉丁文译出]，“迪金森古典学在线”[Dickinson Classics Online：https：
//dco.dickinson.edu/vergil/vergil-aeneid-iv-]）。在罗马帝国时代和中世纪，维吉尔的作品都被视为拉丁语言文学的典范。其中《埃涅阿斯纪》被广泛用于拉丁语教学。史诗的基本线索与情节如下：特洛伊人中了木马计之后遭到屠城的命运，埃涅阿斯肩背老父、手牵幼子逃离被烈火吞噬的特洛伊城。其间与发妻失散。为了寻找意大利，建立特洛伊新城，埃涅阿斯开始了海上漂泊。经过一番飘零，他登上了迦太基的土地，邂逅迦太基貌如女神狄安娜（Diana）的女王狄多。女神尤诺和维纳斯出于不同的目的，密谋让两人坠入情网，以便让埃涅阿斯结束漂流、永留迦太基。在天神的作弄下，狄多陷入热恋不能自拔。然而，埃涅阿斯是肩负使命的人物，他在迦太基的逗留促使主神尤比特采取行动，降神使墨丘利（Mercury）警示埃涅阿斯。埃涅阿斯义无反顾地决定离开，狄多感觉到动静，哀求、质问埃涅阿斯，并以死相胁。这一切都挽不回埃涅阿斯，看着他扬帆而去，狄多绝望自杀，死前留下诅咒：迦太基与埃涅阿斯的后代永世为仇，兵戎相见。埃涅阿斯在去意大利的途中曾到冥界一访，看到了罗马的未来。埃涅阿斯在意大利登陆之后，拉丁姆的王款待了他，并把女儿许配给他。这一来，触怒了本地鲁提利乌斯（Rutilius）人的首领图尔努斯（Turnus），在女神尤诺一再煽动之下，与埃涅阿斯一方交战，但最终诸神放弃了对图尔努斯的支持。史诗以埃涅阿斯杀死图尔努斯而告终。
对于史诗的基调和价值观，历来学者看法各有不一，有的认为这部史诗是对帝国的颂扬，罗马帝国是神选的，有的则认为这部史诗弥漫着悲观乃至批判的色彩，甚至认为维吉尔笔下的埃涅阿斯，并不是个英雄形象，而是个阴暗之人，史诗中的诸神也都十分不堪（详见本书第4章第4节“奥古斯都时代”）。但无论如何解读，史诗所折射的奥古斯都时代对罗马历史、帝国的思考对历史研究者来说具有极大价值。他的史诗有对《荷马史诗》的仿效与独创，甚至颠覆，史诗中神话与现实，罗马的过去、现在及未来都错综交织。在后世的解读中，《埃涅阿斯纪》充满了对对立主题的探讨，命运与自由意志、个人幸福与职责、帝国的代价与荣耀之间的冲突弥漫于全诗。正是因为层面众多，《埃涅阿斯纪》自问世以来声名经久不衰，各种语言的译本层出不穷。—年，维吉尔著作仅英译本就至少有种；—年，《埃涅阿斯纪》全文英译本至少有部，其中包括年桂冠诗人德莱顿（John Dryden）英雄双行体译本，该译本本身也成了英诗经典。[]近年来，各种语言、各种体裁的新译本依然持续出现，萨拉·鲁登（Sarah Ruden）的译本初次出版于年（耶鲁大学出版社），译文清朗、节奏明快，无累赘、繁重之感，广受好评。年，鲁登的译本经更新之后再次出版。鲁登的译本受到关注的原因除了译文的高质量之外，另一个原因是她是英文世界第一位翻译《埃涅阿斯纪》的女性，这本身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因为史诗翻译历来几乎为男性所垄断。年，兰登书屋（Random House）出版了另一位女性译者、芝加哥大学古典学家沙迪·巴奇（Shadi Bartsch）的译本。
普罗佩提乌斯（Sextus Propertius，前—前）是奥古斯都时代著名的爱情哀歌（elegiae）诗人，深受亚历山大里亚诗歌影响。哀歌体的格律为双行体，一句为六步格，紧接的下一行为五步格，如此反复。每首诗的长度不一。普罗佩提乌斯的哀歌中，有数行之短的，也有长至一百多行的。其诗歌大量使用神话，咏叹爱情所带来的煎熬、忧伤、忧虑及甜蜜。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普罗佩提乌斯都只是专家研究的对象，而缺乏较为普遍的关注。这种状况近年有所改变。其《哀歌集》有王焕生的中拉对照译本（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修订版，年）。
奥维德（Publius Ovidius Naso，前—约）为奥古斯都时代著名诗人，他本人博览群书，对他之前的古希腊罗马文学史有着系统而全面的把握，诗作深受荷马史诗、希腊悲剧以及卡利马科斯、维吉尔、普罗佩提乌斯等诗人作品的影响，是研究古典文化的重要文献。奥维德的诗作对后世西方文化也影响甚巨，是中世纪以来众多西方文学艺术作品的创作源泉。而他诗中广泛的话题，包括两性关系、帝国、流放等，让他一直具有现代性乃至争议性。作为诗人，奥维德技艺高超，手法多样，擅长使用交叉字序（chiasmus，形式为ABBA）、互锁字序（ABAB）、黄金句（即动词居一行之中，两侧字序对称）、比喻等等。奥维德自视甚高，对自己的诗才毫不谦虚，并把自己视为伽卢斯、提布卢斯、普罗佩提乌斯之后第4位哀歌诗人。
据奥维德自己的作品所提供的线索，他于公元8年被奥古斯都流放到位于黑海边的托米斯（Tomis，今罗马尼亚康斯坦察），于年左右客死他乡。在流放之前，奥维德的作品包括《恋歌》（Amores）、《女杰书简》（Heroides）、《爱的艺术》（又译《爱经》，Ars amatoria）、《情伤良方》（Remedium amoris）、《变形记》（Metamorphoses，中译本：《变形记·诗艺》，杨周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年）、《岁时记》（Fasti）等。在流放之后，奥维德撰五卷本的《哀怨集》，请求原谅。《黑海诗简》中也多处表达对流放生活的不满。但奥古斯都始终没有回心转意，一直没有召回奥维德。关于奥维德是因何原因而遭流放的，诗人自己在《哀怨集》给出了一个非常模糊的解释，即著名的“一部诗歌和一个错误”（carmen et error）。所谓的“诗歌”一般认为是奥维德在公元2年前后发表的《爱的艺术》这部作品，或是该诗集中的某些诗歌，也许是因为情色内容有悖于奥古斯都整顿世风、强调婚姻家庭的主旨，从而招致奥古斯都的不满；至于所谓“错误”究竟指什么，奥维德从未给出清晰的说法。这也引起后世各种各样的猜测。
在奥维德研究中，历来的重点之一是诗人与奥古斯都之间的关系。以往解读通常采用奥维德是反奥古斯都的还是支持奥古斯都这样二元对立的框架，比如戴维斯在年《奥维德与奥古斯都：奥维德情色诗的政治解读》[]一书中认为奥维德确实是反奥古斯都的。但近年来的研究已不再受这一框架束缚，而更多地把奥维德看作一个过渡时代文化建设的参与者。奥维德作品中《恋歌》和《爱的艺术》中译本众多，其中《爱的艺术》为戴望舒首译，并名为《爱经》。[]
马尔提阿利斯（Marcus Valerius Martialis，英文作Martial，生于约年）来自西班牙的比尔比利斯（Bilbilis），出身并不富裕，但后有诗名。虽一生未婚，但在弗拉维朝被授予“三子权”。时人小普林尼对他评价甚高，听到他的死讯后在一封信中写道：“他是文思敏锐的天才，他的作品充满了机智、讽刺与率直。”主要作品有《奇观集》（Liber spectaculorum），为庆祝公元年罗马斗兽场启用而作。另有卷本的诗集《铭辞》（Epigrammata，也常意译为《讽刺短诗集》，这里采用了王焕生《古罗马文学史》中的译法，也符合epigrammata的字面意思），以诙谐、精练、机警而辛辣的语句评判世间人生百态。
斯塔提乌斯（Statius，约—）是所谓白银时代的史诗诗人。著有《阿喀琉斯之歌》（Achilleid）、《诗草集》（Silvae）、《忒拜战纪》（Thebaid）（这三部诗作的中译沿用了王焕生在《古罗马文学史》[第—页]中所采用的译名）。斯塔提乌斯在中世纪影响颇深，是中世纪读者接触荷马史诗故事的途径之一。斯塔提乌斯和维吉尔、奥维德一样也都属于影响了但丁《神曲》创作的古罗马诗人。
尤文纳尔（Decimus Iunius Iuvenalis，英文通用Juvenal）是1世纪后期及2世纪初的讽刺诗人，生平不详。现存篇讽刺诗，充满对社会不平的辛辣嘲讽和无情鞭笞。他抱怨在罗马城中深受恶劣生活环境之苦，比如忍受马车在路上驶过的噪音、马夫的吆喝声等等，令人无法入睡。而他最广为人知的名言来自《讽刺诗》（或译《杂咏》）：“如今他们（指罗马平民）洋洋自满，只满心盼望两桩事：面包与马戏。”
波利比乌斯（Polybius，或译波利比阿，约前—前）生于阿卡迪亚的迈加洛波利斯（Megalopolis），其父为亚该亚同盟（Achaean League）中显要政治人物之一，曾代表联盟出使罗马及埃及。波利比乌斯青年从政，在外交、军事领域多有阅历，后任联盟的重要长官之一。在一个罗马步步紧逼的时代，亚该亚同盟和许多地中海世界的许多邦国一样在夹缝中求生存，在依附罗马和寻求自主的两难境地中挣扎。同盟内部对罗马的态度也各有不同，而罗马对同盟的猜忌在第三次马其顿战争结束之后不再加以掩饰。前年，同盟的千名领导人物被解送罗马听候发落，波利比乌斯也在其列，一滞留就是年。幸运的是，波利比乌斯被故人延请去给小西庇阿授业，这一良机不但使得波利比乌斯得以保全自身，并且能够周旋于罗马上流社会，观察罗马政治。在小西庇阿成为第三次布匿战争的统帅之后，波利比乌斯更得以亲临罗马与迦太基的战场，目睹迦太基的毁灭。波利比乌斯用希腊语撰写的《历史》是为了探索罗马为什么能在短期内成为地中海世界的霸主。在第6卷中，波利比乌斯阐述了其关于罗马宪政的著名理论。他认为罗马政体为混合政体，执政官、人民和元老院之间互相制衡，造成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之间的平衡。在他看来，这正是罗马的独特与优越之处。这部充满了思索和丰富一手资料的史作是了解罗马共和时代最重要的权威材料，也被后世罗马作家如奥古斯都时代的大史家李维等广为征引。以《罗马帝国的崛起》为名的中文节译本出版于年；据洛布古典丛书英文译文的中文全译本于年出版。[]依据希腊原文翻译的全译本仍亟待出现。在波利比乌斯是否完全推崇罗马还是对罗马持批评态度上，学界的意见不一。目前的趋势认为波利比乌斯对罗马的态度颇为复杂。
老加图（Marcus Porcius Cato，前—前）出身并不高贵，在罗马政坛上是个“新人”，但是在政治、军事领域业绩出众，是公元前2世纪最有影响的政治人物之一。他以严苛、节俭、反对希腊文化对罗马的“侵蚀”而著名，被后世的罗马人视为传统美德的代表。其同名曾孙是公元前1世纪共和国末年坚持共和理想的重要人物之一，史称小加图以别于曾祖父。老加图是拉丁文学奠基人之一，曾著有关罗马史的《起源记》。老加图的史观淡化个人的重要性而强调罗马人民的集体性。传世之作是一部论罗马农庄经济的《农业志》，是研究罗马共和时期奴隶制经济、农业经营方式和理念、生产规模以及作物种类等不可多得的资料。中文有马香雪、王阁森的译本（商务印书馆，年）。
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前—前）是罗马史上最出色的雄辩家之一，更是共和末年罗马政坛上的核心人物之一。出身意大利山间小镇阿尔皮努姆一个富裕的骑士家庭，凭借杰出的演说才能进身元老阶层，并官至执政官。一生多产，留下的法庭辩护词、演说、政治散文、有关哲学和法律的论文、书信，多达数百篇，是研究动荡的共和末年不可或缺的宝贵史料。西塞罗文风绵密，遣词造句匠心独运，运用大量从句、圆周句，及多种修辞手法，追求感染力，是拉丁文学的最高代表之一，在罗马文学史上起着继往开来的作用。其作品中的《反喀提林》演说（In Catilinam，喀提林为罗马贵族，曾密谋以武力方式夺取罗马政权，西塞罗曾因揭露喀提林阴谋而获得“祖国之父”的至高荣誉称号），以及模仿希腊民主派演说家德摩斯梯尼（Demosthenes）而作、抨击安东尼的《菲力匹克》（Philippicae）演说篇都是文学史上的经典篇章。在“后三头”时期，西塞罗名列公敌宣告之首，死于一个冬日（月7日），在普鲁塔克的版本中，西塞罗被斩首割手。首级和双手被送到罗马后公开展览。中译本版本众多，包括王以铸、崔妙因译《反喀提林演说四篇》（附于商务印书馆年版《喀提林阴谋朱古达战争》之中），王焕生译《西塞罗文集（政治学卷）》（中央编译出版社，年）、《论共和国》、《论法律》（上海人民出版社，年）、《论义务》（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年）、《论灵魂》（西安出版社，年）等等。
恺撒（Gaius Julius Caesar）不仅是罗马共和末期站在风口浪尖的政治家，也是有名的演说家及文学家，著有《高卢战记》（De bello Gallico）及《内战记》（De bello civili）。以文风而论，这两部散文作品行文通达平正，在拉丁语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以内容而论，两部著作虽然都是关于战争的，但涉及范围极广，不但是研究公元前1世纪罗马政治、军事、外交不可或缺的资料，也是了解罗马征服之前高卢地区的地形地貌、风土人情的宝贵文献。这两部战记在撰写上还有其独特之处，题材上类似目击者报告文学，但是通篇以第三人称的口气叙述，看似客观，实则主观。从方方面面来说，这两部战记既不是纯粹的史学著作，也不是地道的兵书，而带有浓厚的恺撒个人宣传印记以及政治性，着眼于为恺撒制造舆论，以影响当世及后世对其功过的评价。这两部战记都有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文译本。
瓦罗（Marcus Terentius Varro，前—前）可称得上是博学家，著作浩瀚，但传世的并不多。著有《拉丁语研究》（De lingua Latina），卷中如今只有6卷存留下来。在罗马历史上影响很大，是公元1世纪的作家老普林尼（Pliny the elder）撰写《博物志》的重要资料来源之一。瓦罗也是罗马的农学家之一，有《论农业》传世（中文译本为王家绶译，商务印书馆，年）。
撒路斯提乌斯（Gaius Sallustius Crispus，前—前，英文作Sallust，常用的中文译名也包括撒路斯特、萨鲁斯特、萨卢斯特等等）出身平民氏族，公元前年任保民官，在政治生涯中与恺撒站在同一阵营。曾任新阿非利加行省（Africa Nova，前努米底亚）总督，并因此暴富，卸任后从政治生活中隐退，专心著述。重要著作有《朱古达战争》（Bellum Iugurthinum）和《喀提林阴谋》。后世对撒路斯提乌斯的文风评价不一，欣赏者视其凝重与快捷并驱，高古与简洁齐备，昆体良称赞他行文带有“不朽的迅捷”（《演说术》：immortalis velocitas）。但小塞内加对撒路斯提乌斯颇不以为然，抱怨其行文“观点断裂、语句于不期处割断、简短到不明其详”（《书信集》：amputatae sententiae et verba ante exspectatum cadentia et obscura brevitas）。撒路斯提乌斯在罗马文学史上的影响不可低估，他作为史家和散文作家的名声一直显赫到公元4世纪以后。中文有王以铸、崔妙因的译本（《喀提林阴谋朱古达战争》，商务印书馆，年）。
和老加图的撰史方式所不同的是，撒路斯提乌斯将个人置于历史舞台的中心，深入刻画这些历史演员为各自的动机及其驱使之下的行为。撒路斯提乌斯笔下的喀提林，既是处于病态中的罗马国家的产物，也是罗马衰落与病态的缘由。《喀提林阴谋》中包括了恺撒和小加图在元老院的发言，他们的意见完全相左，恺撒认为遵循祖先先例，应当宽大处置喀提林及其同党，将他们流放而非判处死刑；而小加图则持强硬态度，强调必须将他们处以死刑，因为他们威胁了罗马人的自由与生命。虽然撒路斯提乌斯一般被称为恺撒的同党，但就恺撒和小加图的发言而论，撒路斯提乌斯并没有采取明显倾向恺撒的立场。至于朱古达战争，王以铸在中文版序言中评道：“朱古达战争虽然旷日持久，但并不算是一场大规模的、关系罗马生死存亡的战争。战争的过程也并不太曲折复杂。朱古达即使精明能干，但他终归不是罗马人的对手，而且罗马人本来也不需要这样久才解决努米底亚的问题。而撒路斯提乌斯所以选定这样一个题材，除了他熟悉作战地点这个原因之外，更主要的是为了暴露当时元老贵族寡头的腐化堕落，这是贯穿他全部著作的一个重要的内容，而且朱古达之所以敢于这样耍弄罗马贵族统治寡头，也正是因为他看清楚，当时的罗马是一个无论什么都能出卖的、最黑暗的、最无耻的城市。”塞姆的经典研究Ronald Syme, Sallust.Berkeley, Los Angeles, Londo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已有中译本[]。近期出版的入门读物可见Andrew Feldherr and William W.Batstone, Sallust.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Andrew Feldherr, After the Past：Sallust on History and Writing History.Chichester：Wiley Blackwell，。
维特鲁威（Marcus Vitruvius Pollio，前1世纪）撰有卷本的《论建筑》（De architectura，又译为《建筑十书》），对于研究希腊、罗马建筑理念和理论价值不菲。他认为建筑师不但应当具有专业知识，而且应当拥有很高的文化素养，应当是个哲学家。比如，建筑剧院需要有声学知识，设计建筑的采光需要有光学知识，建筑师在为建筑物选址时需要考虑健康因素，所以必须还要有医学知识。中文有以Ingrid D.Rowland, Thomas N.Howe, and Michael Dewar, Vitruvius：Ten Books on Architectur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年英译本为底本的译注本。[]
李维（Titus Livius，英文作Livy，前—）是罗马史上最负盛名的史家之一。生于现今意大利北部的帕多瓦（现名Padua，罗马时代名为Patavium），这个城市的自由民在恺撒时代获得了公民权。李维经历了奥古斯都时代罗马从共和制向帝制的转变，其传世之作为长篇巨著《建城以来史》（Ab Urbe Condita），是保留至今为数不多的详尽记载古罗马早期历史的拉丁语著作，有着特殊的史学价值。原书共有卷，现存的只有卷。一些缺失的卷本可以通过古代读者所作的内容摘要（Periochae）知道大概。近三十几年内在埃及又新发现一些纸草残篇。英文译本有多种，除了洛布（Loeb）、人人丛书、企鹅丛书的译本外，还有“牛津世界经典丛书”最近几年出版的全新注译本，包括《罗马的兴起》（第1—5卷）、《罗马的意大利战争》（第6—卷）、《汉尼拔战争》（第—卷）、《罗马帝国的曙光》（第—卷）及《罗马的地中海帝国》（第—卷及摘要）。[]李维的著作目前还没有完整的译自拉丁文的中文译本，但有日知古典丛书中穆启乐（Fritz-Heiner Mutschler）、张强、付永乐、王丽英所译的《建城以来史：前言·卷一》（拉中对照，上海人民出版社，年）。
李维的史料来源非常丰富，选择性地引用了在他以前许多编年史家的著作。对于夸大其实的史料，李维持批判态度，比如在一节，李维批评了许多作者夸大己方和敌方死伤数的作法，他认为这是许多撰史者的陋习。又如，他在一节讲了一个故事：在罗马人和维爱人的一次战斗中，罗马士兵听到敌方的预言师（haruspices）预言说拿到牺牲的内脏者便可赢得胜利，于是冲破堡垒抢走了牺牲的内脏拿去给他们的长官。李维评道：对这个故事既没必要去证实也没必要去驳斥，这个故事适于在舞台上展出而不可信，舞台更适于玄妙的奇迹故事。但是李维在利用史料方面也并不是全无瑕疵。比如，波利比乌斯的作品是李维写布匿战争的主要史料来源。但是，有学者把李维有关章节和波利比乌斯的希腊文原作进行了对比，发现在不少地方李维进行了删节，并有不少错误的翻译。李维撰史的目的是通过“范例”（exempla）来进行道德教谕，在史料安排上经常并不按照年代顺序进行组织。在很大程度上，李维的《建城以来史》并不是早期罗马历史的客观记载，而是反映了经历多次再加工的历史轶事。李维推崇勇敢、服从、虔敬、爱国等美德。遗憾的是，李维关于共和晚期的章节已经佚失，他对于帝制以及奥古斯都的态度也随之散佚。但据塔西佗《编年史》记载，奥古斯都称李维为“庞培派”。或许他确实是个共和同情者。
西西里的狄奥多罗斯（Diodorus Siculus，前1世纪）生于西西里岛，撰有《历史丛书》（Bibliotheca Historica），用希腊语讲述从神话时代到恺撒的高卢战争这段时期的“世界历史”。卷中的只有卷完整保留。《历史丛书》是研究希腊化时代以及罗马与希腊化世界相接触历程的宝贵资料。
斯特拉波（Strabo，约前—）生于小亚细亚的本都省，广为游历，曾在罗马暂住。撰有卷本的《历史》，也已失传。现存的作品是卷本的《地理志》（Geographica），是研究罗马帝国境内各地区的地理形态、资源分布、习俗以及民族风尚的重要文献。中译本为《地理学》，李铁匠译，上海三联书店，年。
哈利卡纳索斯的狄奥尼修斯（Dionysius Halicarnassus）生于小亚细亚的哈利卡纳索斯，于前年—前8年左右在罗马生活，教授修辞。用希腊语撰写《罗马古事纪》（Roman Antiquities），以旁观者的眼光来看罗马社会和习俗，讲述罗马自起源至第一次布匿战争时期（前—前）的历史。卷中的前卷存留下来，是研究早期罗马社会的宝贵资料。
帕特库鲁斯（Gaius Velleius Paterculus，前—约）生于意大利的坎帕尼亚（Campania），在提比略统治期间撰写了两卷本的《罗马史》（Historiae Romanae），提供了与塔西佗和苏维托尼乌斯完全不同的视角。在他的笔下，提比略英明神武，截然不同于其他作家所塑造的虚伪、阴险、荒淫、冷酷形象。帕特库鲁斯曾被罗纳德·塞姆蔑称为阿谀奉承者。但也正是因为帕特库鲁斯的“不同”，他的《罗马史》具有独特的价值。[]
瓦勒里乌斯·马克西姆斯（Valerius Maximus）在提比略统治期间（—）撰写了9卷本的《名事名言录》（或译《言行铭录》，Facta et dicta memorabilia），在文艺复兴时期颇为风行。这个作品的目的在于提供一本实用的手册，瓦勒里乌斯在每一章中集中讨论某一种德行或恶行、宗教仪式、传统习俗，富有趣味，对研究罗马价值观颇有助益。
塞内加（Lucius Annaeus Seneca Minor，前4—，又译塞涅卡）生于西班牙的科尔杜巴（今科尔多瓦），是修辞学家老塞内加之子，自幼随双亲到罗马。曾被流放到科西嘉岛长达8年。公元年被小阿格里皮娜（Agrippina）召回作为尼禄的教师。尼禄执政后，塞内加一度地位显赫，富甲一方。公元年，塞内加牵连在刺杀尼禄的政变中被判死刑，自己选择自杀而死。塞内加是斯多葛哲学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也是有影响的演说家和悲剧作家，著作丰富。主要作品有《书简集》（Ad Lucilium Epistulae Morales）、《论天命》（De Providentia）、《论心灵的平和》（De Tranquillitate Animi）、《论忿怒》（De Ira）、《论人生的短促》（De Brevitate Vitae）、《论仁慈》（De Clementia）、《论慈善》（De Beneficiis）、《自然问题》（Naturales Quaestiones）等。文学作品包括《美狄亚》在内的9部悲剧，其中三篇收入杨宪益、王焕生译《古罗马戏剧选》（人民文学出版社，年）。据狄奥·卡西乌斯《罗马史》节称，讽刺散文《（克劳狄）变瓜记》（Apocolocyntosis）也是他的作品。
科路美拉（Lucius Iunius Moderatus Columella，1世纪中期）出生于西班牙，后从军，并在意大利拥有地产。他的《农业志》（De re rustica）是了解早期帝国农业经济、农田管理和经营的宝贵史料。在古代希腊、罗马，农业被认为是最高贵的产业。所以老加图、瓦罗和科路美拉的农学著作都有道德训谕的意图。
老普林尼（Gaius Plinius Secundus，英文作Pliny the elder，—）生于科蒙（Comum，今意大利北部的科莫），曾在罗马担任多个公职。但兴趣在博物学方面，博闻强识，著述甚丰。据他的养子小普林尼记载，公元年维苏威火山（Vcsuvius）爆发时，老普林尼正任驻在附近米塞努姆（Misenum）的罗马舰队的长官，为抢救灾民及观测火山而遇难。老普林尼的传世著作是卷本的百科全书《博物志》（Naturalis Historia），涵盖了天文地理、风土人情、矿物医药、建筑碑文、历史艺术等诸多话题，是研究罗马世界的重要文献。
弗隆提努斯（Sextus Iulius Frontinus，约—）于年任大法官，年获得副执政官身份。在皇帝涅尔瓦和图拉真治下曾任水利总监。著有4卷本军事题材的《谋略篇》（Strategemata）（袁坚译）以及2卷本有关罗马水利供应的《罗马水道》（De Aquaeductu Urbis Romae）。后者对研究罗马的城市设施、行政管理等很有价值。
约瑟夫斯（Flavius Josephus，—约）出身犹太贵族。曾参加犹太人的反罗马战争，年被罗马人俘虏并被带到罗马，但与后来成为皇帝的罗马将军韦斯帕芗结成相知。约瑟夫斯被授予罗马公民权并终老于罗马。著有《犹太战争》（王丽丽等译，山东大学出版社，年）及《犹太古事纪》。《犹太战争》先用阿拉米语写成，后译成希腊语。关于约瑟夫斯究竟是犹太人的叛徒、罗马人的“走狗”还是忠诚于犹太人及犹太文化一向有所争议。现有的观点倾向于认为约瑟夫斯虽然站在罗马人一边，奉劝犹太人不要贸然违抗罗马帝国的统治，但仍致力维护犹太文化传统，并努力通过用希腊语写作来向罗马当政者和希腊人解释、介绍犹太文化。
昆体良（Marcus Fabius Quintilianus，生于或年）生于西班牙，是第一个被韦斯帕芗皇帝任命的有俸禄的修辞学教授。著有《演说术》（Institutio oratoria）。有中文节译本，名为《雄辩术原理》[任钟印译，人民教育出版社，年]。
费斯图斯（Sextus Pompeius Festus，2世纪）的生平我们所知甚少。他可能来自高卢，活跃于2世纪下半期。现存的作品只有其卷本百科全书的残篇，内容纷杂，涵盖词源、语法、罗马神话传说、历史轶事、宗教习俗、社会结构等方方面面。词条大体上按字母顺序排列，但也常按主题、资料来源等来组织。费斯图斯的残篇在了解早期拉丁语的语法以及罗马早期文化方面的价值不可低估。此外，费斯图斯的材料主要来自维瑞乌斯·弗拉库斯（Marcus Verrius Flaccus）所编的《词语的意义》（De Verborum Significatu）。后者是奥古斯都时代有名的学者，被奥古斯都钦点为自己养子的老师。从费斯图斯的摘抄中可以看出当年维瑞乌斯著作的规模和奥古斯都时代对于编纂罗马世界历史文化大全的兴趣。
普鲁塔克（Mestrius Plutarchus，英文作Plutarch，—）希腊传记家、道德家和哲学家，出生于希腊的克罗尼亚（Chaeronea），曾在故乡任公职，而且曾在德尔菲的阿波罗神庙任祭司。并曾在雅典学习哲学。作为饱学之士，普鲁塔克一生著述颇丰。流传下来的作品有用阿提卡希腊语写成的《道德教谕》（Moralia），包括篇小论文，探讨婚姻、女性的美德、儿童教育、灵肉关系（如灵魂是永恒的，在肉体死后解放出去）等诸多话题。但普鲁塔克在历史上最有影响的作品是《希腊罗马名人平行传记》，选取了古代希腊、罗马历史上的名人配对作传，属意于表现伟大人物的性格，以示后世。普鲁塔克的著作中洋溢着对希腊文化和历史的自豪，以及强烈的公民意识。此外，他的作品中充满了人文主义的气息。文艺复兴早期，正是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平行传记》的重新“发现”激活了时人对古典学的广泛兴趣。中文有陆永庭、吴彭鹏等译《希腊罗马名人传》（商务印书馆，年）及席代岳译蒲鲁塔克《希腊罗马英豪列传》（台湾联经出版公司，年；安徽人民出版社，年），后者译文相对更为自由。近年来，由于对“文化身份认同”（cultural identity）这个研究领域的发展，普鲁塔克的《罗马问题》（Roman Questions）引起重视，常被引来探讨帝国时代希腊人如何看待罗马统治这样的文化问题。
塔西佗（Cornelius Tacitus，约—）可称为笔锋最犀利的罗马史家。出身于高卢的一个显贵骑士家庭，后跻身元老阶层，并于年官至执政官，年出任亚细亚行省总督。与小普林尼等“名流”交往。传世的作品有《编年史》（Annales）、《历史》（Historiae）、《阿古利可拉传》（Agricola）、《日耳曼尼亚志》（Germania），都有中文译本。从风格上来说，他行文深邃，用词精练，惯用春秋笔法，微言大义。正因为如此，塔西佗的拉丁语难以传神翻译。而他之所以被称为最伟大的罗马史学家，则是因为他作品中所展示的敏锐的政治洞察力、对暴君的犀利批评、对帝国实质的精辟看法，以及对谄媚自保者针针见血的讽刺。
尽管塔西佗自称在写作时遵循“不怒不喜”（sine ira et studio）的原则，但是他的史作具有浓厚的戏剧性色彩，在人物的刻画上入木三分，形象鲜明。笔下的提比略城府颇深、阴险残暴，卡利古拉（Caligula）病态癫狂，尼禄则轻佻荒淫，完全没有道德底线。这些都成为罗马史上的经典形象，影响后世对这些统治者的评价至深。与此同时，书中并不缺乏对完美的形象的塑造。比如提比略的侄子和养子日耳曼尼库斯（Germanicus）就被刻画成理想的王储，但不幸成为提比略统治下的牺牲品。在塔西佗的笔下，他的岳父、曾任不列颠行省总督的阿古利可拉尽忠职守、任劳任怨、卑谦忍让，而当时的元首图密善（Domitianus）则被塑造成完全相反的形象。尼禄时代则有元老特拉塞阿·派图斯（Thrasea Paetus），刚正不阿、恃才放旷。在塔西佗的眼中，在道德沦丧的大背景下，这些忠臣良才正是帝国的道德支柱。
塔西佗的作品中弥漫着悲观主义，但同时也充满了清醒的认识。塔西佗对暴君、昏君的鞭策并不代表他一心反对帝制，是一个单纯的共和主义者。正相反，塔西佗很清楚地看到“恢复共和”只是一个荒谬的幻想。塔西佗以元老院的一员来撰史，元老（院）和元首之间的关系是其史作中的重要线索之一。对于元老院，塔西佗“怒其不争，哀其不幸”。在他看来，暴君得势在很大程度上可归因于元老院的懦弱和趋炎附势，所以元老院难辞其咎。
塔西佗借书中人物就帝国的建设性和破坏性进行的争辩，来表达对帝国本质的看法。塔西佗在多处对被征服的土地和人民表示同情，也多次感叹罗马和平的代价以及强权即公理的残酷现实，然而本质上他并不是反对征服和帝国的武功，而更多的是旁敲侧击批评罗马行省官员的腐败无能。他很清楚，帝国建立在征服之上，也要依靠武力来维持，理想的君主应负责积极保卫帝国，而不是坐守其成。塔西佗作品中有大量民族志的成分，如《阿古利可拉传》有对不列颠部落的描述，《日耳曼尼亚志》则详细叙述各日耳曼部落、分支的习俗和“文明”程度。与其说是要客观地了解这些民族，不如说是借题发挥，表述他的政治理想：塔西佗在这些“蛮族”中看到罗马已失去的纯朴和勇武的品质。
小普林尼在一封致塔西佗的信中曾说过：“你的史作一定会经久不衰。”（《书信集》）然而，塔西佗作品在其身后的经历却并非一帆风顺。效仿其风格体例的拉丁语作品并不多，4世纪的阿米安是已知的唯一例外。由于塔西佗对基督教和犹太人都没有好言相加，因此在4世纪以后受到基督教作家的抨击。中世纪时塔西佗的作品鲜为人知，直到年，《编年史》—卷的抄本被带到佛罗伦萨（Firenze, Florence），他才重新引起注意。学者、政客、当权者对塔西佗各有各的读法，以至于有人称塔西佗的作品是把双刃剑：“塔西佗教导生活在暴君之下的人们生活、处世之道，也教给暴君如何去做暴君。”[]塞姆的《塔西佗》仍是研究塔西佗的经典之作。[]《日耳曼尼亚志》一书的接受史也颇值得注意。意大利古典学家年莫米利亚诺（Arnaldo Momigliano）曾将该书列在人类本最危险的书之前列。之所以称它为“危险”的书，是因为纳粹利用它来做洗脑的工具，构建日耳曼民族的身份，特别是所谓血统的纯正性。[]
小普林尼（Gaius Plinius Caecilius Secundus，约/—）是学者老普林尼的外甥兼养子，曾任公元年执政官，并于约—年任比西尼亚及本都（在今土耳其）总督，是当时的要人，和塔西佗有交往。主要作品是卷本的《书信集》以及写给图拉真的长篇《颂词》（Panegyricus）。后世对小普林尼的文学风格和成就评价不算高。但是他的作品是了解2世纪初期的罗马社会史以及贵族心态不可多得的文字资料，比如他在《书信集》中对奴隶、婚姻、庆典活动、元老阶层的文学追求等等，都有自己明确的态度。《书信集》的第卷绝大部分是小普林尼在比西尼亚及本都任总督时和皇帝图拉真的通信录，对于研究罗马行省管理及生活价值不菲。
苏维托尼乌斯（Gaius Suetonius Tranquillus，约—），出身罗马骑士等级，曾教授修辞，后曾任皇帝的文化事务助手（a studiis），图书馆总监（a bibliothecis），以及公文枢密（ab epistulis），成为皇帝哈德良的侍从秘书，与当时的名人小普林尼是朋友。由于职务和交游的便利，苏维托尼乌斯得以获悉不少“内部”资料。苏维托尼乌斯著有《罗马十二恺撒传》（De Vita Duodecim Caesarum，或译《罗马十二帝王传》），恺撒在这里是帝王、君主之意，包括从恺撒到图密善十二位统治者的传记。中文有商务版张竹明的译本。苏维托尼乌斯传记的写法更加类似野史，关注的是宫廷秘闻、皇室的私生活、统治者的性格特征和缺陷以及传闻轶事。年左右，苏维托尼乌斯可能因为冒犯皇室人员而被解职。退隐著述而终。
爱比克泰德（Epictetus，约—）曾为奴隶，后来得到释放恢复自由身份。是斯多葛哲学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曾在罗马教授哲学，年，皇帝图密善驱逐哲学家，爱比克泰德（Epictetus）被迫离开罗马，后在希腊地区讲学。他的讲义由门生阿里安（Arrian）收集发表在《哲学谈话录》（Epicteti dissertationes，或Discourses）和《语录》（Encheiridion，或Manual）中，后者类似前者的摘要，都用希腊文白话（koine）写成。其追随苏格拉底和第奥根尼的思想，强调人不应去预料或改变事件的发展，而应该顺其自然，维持平静的心灵。在讨论哲学人生方面，爱比克泰德探讨了如何对待友谊、疾病、恐惧、贫穷、愤怒、外表等诸多问题。爱比克泰德对后世的斯多葛哲学家比如马可·奥勒留等有很大影响。中文译本有多种，大多关注爱比克泰德对于处世之道的教谕。爱比克泰德最早传入中国是利玛窦基于《语录》所译述的《二十五言》，学术性较强的译作有王文华译《爱比克泰德论说集》（商务印书馆，年）。
佛罗鲁斯（Florus，约—约）生于阿非利加，后到罗马，曾在帝国的希腊语地区广为游历，在哈德良统治时期著有一部《史略》（Epitome）。《史略》的前半部以李维的著作为主要史料，侧重罗马扩张史。可在一定程度上补充李维《建城以来史》中缺失的部分。佛罗鲁斯的《史略》在罗马帝国晚期及中世纪十分流行，直到世纪还为欧洲的中小学生广为阅读。
阿庇安（Appian，约—）是埃及亚历山大里亚人。用希腊语撰写了《罗马史》和《内战史》。中文有谢德风的译本。恩格斯对阿庇安的史作评价甚高，指出：“在关于罗马共和国内部斗争的古代史料中，只有阿庇安一人清楚明白地告诉我们，这一斗争归根到底是为什么进行的，即为土地所有权进行的。”阿庇安将斯巴达克斯奴隶战争也归入内战史。
马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是公元2世纪所谓“五贤君”的最后一位，—年在位。马可·奥勒留也是斯多葛哲学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在位期间，帝国内外多有不宁。在戎马倥偬之际，马可·奥勒留以精练的文笔用希腊语写下哲学思考的笔记，寻求内心的宁静，顺应自然的召唤，表达对于世俗荣誉和死亡的轻蔑。这些个人的笔记本无意发表，但终以《沉思录》（王焕生译，上海三联书店，年）之名传世。马可·奥勒留与其业师之一马尔库斯·科尔奈利乌斯·弗隆托（Marcus Cornelius Fronto，死于公元年）的拉丁语通信也是了解公元2世纪政治、文化的宝贵资料。
阿里斯蒂德斯（Aelius Aristides，约—）是2世纪第二智者时期重要的希腊修辞学家和演说家，曾在小亚细亚、埃及、意大利游历讲学。作品体裁多样，现存篇演说辞，包括《罗马颂》，以及多篇有关希腊医神阿斯克勒庇俄斯（Asklepios）的散文。阿里斯蒂德斯的作品对于研究罗马盛世时期行省贵族对罗马统治的看法有着十分重要的价值。
阿普列乌斯（Lucius Apuleius，生于年）出生于罗马努米底亚的马多罗斯（Madauros），卒年不详。曾在雅典和迦太基求学并广为游历，是北非享有盛名的哲学家和修辞学家。其代表作为《金驴记》（又名《变形记》[Metamophoses]），有多个中文译本。《金驴记》讲述名为路奇乌斯（Lucius）的青年遭魔法变成驴后，历经磨难，最后在伊西斯女神的救助下回复人形。这部小说在欧洲文学史上影响深远，并对了解罗马时代的宗教仪式、风土人情有很大的价值。此外，阿普列乌斯还著有《英华集》（Florida）、《申辩篇》（Apologia），以及《论柏拉图及其理论》。其中《申辩篇》是阿普列乌斯的自我辩护，成功反驳他所面临的用魔法娶回富孀并谋杀继子的指控。
奥路斯·盖利乌斯（Aulus Gellius，生于约年，卒年说法不一）大部分时间生活在罗马，做过律师和法官，但偏好收集历史轶事。流传下来的作品有卷本的读书笔记《阿提卡之夜》（Noctes Atticae），记有大量奇闻轶事，并保留一些较早罗马作家如老加图等人著作的片段。
盖伦（Galenus，英文通用Galen，—约）为小亚细亚的帕加马（Pergamum）人，对希波克拉底的医学理论推崇备至。盖伦有大量医学著作传世，以希腊语书写，涉及解剖学、病理学、心理学、生理学以及临床等诸多领域。2世纪年代，他在罗马开业并大获声名，得到皇帝马可·奥勒留的青睐。在安东尼疫灾期间，他对病人及病情的观察记录是后世了解那场瘟疫的宝贵史料。
卡西乌斯·狄奥（Cassius Dio）年生于小亚细亚的比提尼亚（Bithynia）。出身元老阶层，十六七岁时来到罗马，其父任西里西亚（Cilicia）行省总督其间随行。仕途较为顺利，年任大法官，/—年间，为皇帝塞韦鲁的顾问之一。历经康茂德、佩蒂纳克斯（Pertinax）、塞维鲁、卡拉卡拉、埃拉伽巴尔、塞维鲁·亚历山大（Severus Alexander）等诸帝，年后历任阿非利加、达尔马提亚、上潘诺尼亚（Pannonia Superior）诸行省的总督。曾两任执政官，初任执政官的年代颇有争议，米勒认为约在—年间。第二任执政官在年，与皇帝同任执政官。卡西乌斯·狄奥虽然官居显要，但在政治上并无显著影响。撰有卷的《罗马史》，叙述从罗马起源到年的历史。现存的只有第—卷以及第卷。拜占庭作家如左那拉斯（Ioannes Zonaras）等保留了一些摘要和简本。和其他用希腊语写作的作家比如阿庇安和阿里安相比，卡西乌斯·狄奥更认同于“罗马人”，以罗马人而不是行省人的角度来撰写历史。卡西乌斯·狄奥作为史家的眼界不能算远，读者很难从他的《罗马史》中看出罗马历史发展的趋势。当时帝国面临的一些问题，比如基督教的发展以及北方蛮族压境等等，只有寥寥数语。卡西乌斯·狄奥研究的权威当数米勒的《卡西乌斯·狄奥研究》，此书自年初版以来近半个世纪仍是权威著作。[]
赫罗狄阿努斯（Herodianus，约—），叙利亚安条克（Antioch）人，英文作Herodian，所以也常译为赫罗狄安。用希腊语撰写了一部自马可·奥勒留过世之后的《罗马帝国史》，大量篇幅着墨于公元3世纪的罗马皇帝及皇权更替。长期以来，学术界对作为史家的赫罗狄阿努斯的可信度持怀疑态度，近年来则有较多正面评价，认为他虽然欠缺批判性，但史料丰富，并且较少偏见。
罗何巴克尔（David Rohrbacher）在《晚期古代的史家》一书中将晚期古代的史家分为四类：古典化史家（classicizing historians）、简史作家（breviaria）、教会史家（ecclesiastical or church historians）以及辩护史家（apologetic historians）。[]4世纪以后，由于基督教取得合法地位以及与异教之间的争锋，不少史作的立意以及对历史事件的分析导向等明显受作家的宗教倾向的影响。重要的基督教作家包括尤西比乌斯、奥古斯丁、奥罗修斯等，异教作家则以阿米安为代表。但并非所有的史作或其他文学作品都带有基督教或异教的明显印记，也不能说具有基督徒身份的作家的作品就一定明显地带有基督教色彩。比如《罗马君王史》（Historia Augusta）以及马克罗比乌斯（Macrobius）的著作就不太容易看出宗教倾向，也没有独立的史料印证作者的宗教倾向。4世纪时文学领域的另一特色是《简史》（Breviaria）或《摘要》（Epitomae）性质的罗马通史的流行。此类著作多记事简约，鲜有细节或长篇剖析。其通行可能出于当政者和军事将领快餐式教育的需要。其宗教印记也相对不明显。本节以宗教印记是否明显为准绳分三类来简介有关作家及其著作。因篇幅的限制，不能包括所有作家。上述罗何巴克尔的《晚期古代的史家》一书可作为了解这一时期史家的入门读物。阿兰·卡梅隆（Alan Cameron）的《罗马最后的异教徒》亦不可错过。[]另有众多早期教父及其著作，收录在《基督教尼西亚及后尼西亚教父选集》中（注：第一次尼西亚会议为公元年召开的基督教公会议，确定了以“三位一体”为核心内容的尼西亚信条）。[]
1.基督教印记明显的作家和著作
拉克坦提乌斯（Lactantius，约—）曾任过君士坦丁的长子克利斯普斯（Crispus）的老师。流传下来的主要作品有两部：一部为《上帝的建制》（Divinae Institutiones），全书共7卷，先破后立。前3卷嘲弄多神教的荒谬，贬其为伪教。后4卷论证基督教为真正的宗教。在他看来，希腊、罗马的所谓哲学，都不是真正的智慧。人们因为短视以及对世俗的贪恋而堕落到愚蠢与邪恶的境地，还无自知之明。该书引用了大量罗马历史、文学资料，虽是反驳希腊罗马传统信仰之作，却对后世研究罗马的宗教、文学颇有助益。其行文颇有西塞罗之风，杰罗姆曾称拉克坦提乌斯为他同时代人中最能言善辩之人。英文译注本有Lactantius, Anthony Bowen, and Peter Garnsey.Lactantius：Divine Institutes.Liverpool：Liverpool University Press，；拉克坦提乌斯的另一部作品《论迫害者之死》（De Mortibus Persecutorum）列数了罗马史上曾迫害过基督教的皇帝及其死状。
尤西比乌斯（Eusebius，—）开教会史之先河。曾任巴勒斯坦的恺撒里亚（Caesarea）的主教，在4世纪上半叶的教会斗争中颇为活跃。尤西比乌斯同情奥利金的思想，因此常被认为是属于被尼西亚公会（）谴责的阿里乌斯派异端。主要著作包括用希腊语撰写的《教会史》（Historia Ecclesiastica，瞿旭彤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年）和《君士坦丁传》（Vita Constantini）。尤西比乌斯的《君士坦丁传》属于颂词（panegyric）性质，对君士坦丁大帝多有溢美之辞，体例类似后来流行的基督教圣徒传（hagiography），强调神迹，不能完全作为忠实的人物传记来看。英文译注本见Averil Cameron, Stuart G.Hall, Eusebius’Life of Constantine.Introduction, Translation and Commentar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中译本为尤西比乌斯：《君士坦丁传》，林中泽译，商务印书馆，年。
奥古斯丁（Aurelius Augustinus，或St.Augustine，—）生于罗马努米底亚的塔加斯特（Thagaste，今阿尔及利亚境内），为基督教的最著名的早期教父、神学家之一。早年曾有过放浪生活并曾崇奉摩尼教。熟读撒路斯提乌斯、西塞罗、维吉尔等古典作家的作品，受新柏拉图主义影响颇深，但不谙希腊文，只用拉丁语写作。曾在米兰教授修辞。年正式受洗皈依基督教，次年返回努米底亚。年始任希波城的主教，年在汪达尔人围攻希波城时逝去。奥古斯丁一生著作甚丰，最有影响的著作有自传性的《忏悔录》（Confessiones），以及为基督教辩护的《上帝之城》（De Civitate Dei）（有多个中译本）。《上帝之城》作于—年，是为应对阿拉里克洗劫罗马之事而作。奥古斯丁谴责异教徒是灾难的根源，罗马国家的失败在于对“荣耀”（gloria）而非“正义”（iustitia）的追求，异教诸神无法保护罗马世界免遭灾祸、腐败和道德沦丧，异教罗马史无非是一部灾难接着灾难的历史。真正的和平和幸福只存在于“上帝之城”。这部著作对原罪、救赎、末日审判等基本神学问题都有阐述，对中世纪早期的神学发展有极大的影响。
和奥古斯丁熟识的奥罗修斯（Paulus Orosius，约—）为辩护史（apologetic history）代表人物之一，著有7卷本的《驳异教史》（Historiarum Adversum Paganos Libri VII），是一部从基督徒的角度来叙述罗马历史、传说、地理、外交关系的拉丁文著作。将罗马史纳入了“普遍史”或世界通史（universal history）的轨迹。《驳异教史》的前4卷并不直接进入罗马史正题，而是先回顾巴比伦、马其顿、迦太基的命运，以及罗马与这些前任帝国之间的关系。和《上帝之城》一样，《驳异教史》是对年罗马之劫的一个回应，论证罗马的遭难并非起源于帝国接受了基督教：早在基督教被接受之前，人类经历了更多更甚的灾难；这便是奥罗修斯为基督教而辩的角度。
2.非基督教作家
阿米安（Ammianus Marcellinus，阿米阿努斯·马凯利努斯，这里采用了中文常用的译名“阿米安”）是罗马帝国最后一位大史家，可能出生于叙利亚的安条克，生年不详，但其作品中提到年时他正值青年，卒于年。虽然安条克是以希腊文化为主导的城市，但因为是晚期帝国重要的行政和军事中心之一，所以拉丁语也占有重要地位。而阿米安的《史记》（Res Gestae或Rerum gestarum libri）正是用拉丁文写成。在风格和文体上，阿米安以塔西佗为范例，并以塔西佗《历史》的终点为自己《史记》的起点。在《史记》的结尾，阿米安写道：“我是个军人，也是个希腊人，尽我所能写下了自涅尔瓦至瓦伦斯（Valens）之死的事迹，从未刻意删略篡改史料。”从多种意义上来说，这部著作体现了希腊和拉丁文化的交融。现存的《史记》只有第—卷，涵盖了年至年晚期帝国的历史。由于阿米安历经君士坦提乌斯二世、尤利阿奴斯、约维阿努斯（Iovianus）、瓦伦提尼努斯（Valentinianus）、瓦伦斯、狄奥多西六帝，其著作包括了对诸多（基督教以及非基督教）皇帝的评价。由于阿米安并非基督教徒，所以他的著作也是了解异教贵族对帝国基督教化的反应的宝贵资料。“背教者”尤利阿奴斯皇帝是阿米安心目中的英雄，阿米安对其着墨最多，用了整整5卷（卷—）浓墨重彩地勾画尤利阿奴斯短短数年的皇帝生涯。此外，因为阿米安有实战经验，所以著作中有大量关于攻城略地、军事装备、战争场面、敌情侦查、外交交涉的细节描写。有关萨珊波斯的阿米达（Amida）之战、尤利阿奴斯波斯远征的失利、亚德里亚堡（Hadrianopolis）之役的描述等等是研究军事史和欧洲民族史的重要史料。研究阿米安的重要专著有马修斯（John Matthews）所著《阿米安的罗马帝国》，[]国内有晚期古代专家叶民著《最后的古典：阿米安和他笔下的晚期罗马帝国》（天津人民出版社，年）。
尤利阿奴斯（Iulianus，—，也常译为“朱利安”）虽然受过基督教教育，但为更传统的多神教以及新柏拉图主义所吸引。年，尤利阿奴斯成为唯一的皇帝之后，便公开支持异教。阿米安所仰慕的这位皇帝本身也是位多产的作家。尤利阿奴斯学识渊博，一心光大希腊文化，用希腊语这个哲人的语言写作，其流传下来的作品不拘题材，包括颂文、辩文、神学论文、讽刺散文、书信集等等。著有《反基督徒》（Adversus Christianos），虽不曾传世，但可以在亚历山大里亚的西里尔（Cyril）的驳文中见到其核心论证。尤利阿奴斯的著作是了解4世纪下半叶异教与基督教关系、皇帝与城市之间的关系，以及罗马政治文化的宝贵史料。
利巴尼乌斯（Libanius，年—约）为叙利亚的安条克人，推崇尤利阿奴斯皇帝，但对基督教持同情态度。利巴尼乌斯在当时是远近闻名的学者，交游广泛，其朋友和门生中既有异教徒也有基督教徒。利巴尼乌斯是位多产的作家，现存的作品包括篇演说词，篇通信，是研究4世纪帝国东部城市，尤其是精英阶层社会、文化、政治生活的重要资料。
佐西莫斯（Zosimus，5世纪晚期）用希腊语撰写了6卷本的罗马帝国史，称为《新史》（Historia Nova），始于奥古斯都，终于年西哥特人的罗马之劫。是研究—这段多事之秋的重要史料。佐西莫斯痛惜帝国衰落。作为非基督教徒，他将帝国的灾难归咎于对于传统“异教”神祇的冷落。已有中译本：《罗马新史》，谢品巍译，上海人民出版社，年。
3.宗教印记不明显的著作
Historia Augusta字面的意思是《皇史》，也常称为Scriptores HistoriaeAugustae，这两个标题都来自后世，原文并没有标题。从表面上看，这是一部从皇帝哈德良（—在位）到卡里努斯（Carinus，—年在位）的罗马皇帝（包括篡位者）的传记集。内容分为两组：第一组献给戴克里先（—年在位），有4位作者；第二组献给君士坦丁一世，有2位作者。但近现代的学者对《皇史》的作者、成书年代及目的多有争议，对其史料价值多持怀疑态度。年，德国学者赫尔曼·德绍（Hermann Dessau）撰文论证《皇史》实际上为同一作者所著，所谓的6位作者纯属虚构。[]近来利用计算机对该书所进行的拉丁语文字风格分析也得出相同的结论。[]《皇史》发明了mythistoricus一词，意思是在神话与历史之间，混杂着虚构故事的历史。这部作品，尤其是后半部分，作为人物传记极不可靠，包括了许多杜撰生造的信息，杜撰了大量官方文件和皇帝书信，并无中生有地虚构了多位执政官。此外，年代多有错乱，一些4世纪的人物与事件竟出现在3世纪。资料来源包括马利乌斯·马克西姆斯（Marius Maximus）、赫罗狄阿努斯等的史作以及一些已失传的传记及帝国历史。[]对有些学者如爱德华·吉本而言，《皇史》是对苏维托尼乌斯《罗马十二恺撒传》的拙劣模仿，充斥奇闻轶事，而缺乏历史的灼见。从文笔上说，《皇史》行文平淡，文学价值不高。世纪中期以来，罗纳德·塞姆等学者强调这部作品的玩笑讽喻性，认为它主要目的在于娱乐。[]另有学者认为《皇史》的目的在于攻击基督教：尽管该书第二部分献给支持基督教的君士坦丁一世，但该书对传统多神教元老贵族持同情态度。至于该书的成书年代，学者意见仍不统一，但多倾向于认为其成书于4世纪晚期而非4世纪早期。中译本埃利乌斯·斯巴提亚努斯等：《罗马君王传》，谢品巍译，浙江大学出版社，年。
尤特罗庇乌斯（Eutropius，约—）的《罗马国史大纲》（Breviarium ab urbe condita，或称Breviarium historiae Romanae），可能是受命于皇帝瓦伦斯而作，简述自罗马建城至年皇帝约维阿努斯之死的罗马政治、军事史。其主要史料来源包括李维的《建城以来史》以及一部失传的所谓《皇史》，即所谓的“恩曼皇史”（Enmann’s Kaisergeschichte），因由德国学者恩曼（Alexander Enmann）所提出而得名。年，恩曼对包括奥勒留·维克多的著作、尤特罗庇乌斯的著作以及《皇史》在内的多部晚期古代的历史著作进行了比较，并发现它们存在的非常多的相似之处，恩曼据此推测它们可能使用了同一部著作为主要史料来源。可因（A.Cohn）也独立得出类似结论。[]这个观点为大部分的罗马史学家所接受，但古代作家都没有提到过这部著作。塞姆认为这部所谓《皇史》一定质量不高，因为奥勒留·维克多和尤特罗庇乌斯都“沿袭”了它的许多错误。
虽然尤特罗庇乌斯并非出身元老阶层，但他的《罗马国史大纲》对元老阶层持同情态度。这部著作虽然原创性不是很强，但影响不可低估。这部用拉丁文写成的作品在其成书后不久就被译成希腊文，而且对后来的“异教”罗马史家如阿米安以及教会史家，如圣杰罗姆、圣奥古斯丁以及比德（Bede）等，都有影响。其文字虽无西塞罗的华丽风采，但简约明朗，在中世纪的拉丁语教育中，《罗马国史大纲》被采用为教科书。中文有谢品巍的译本（上海人民出版社，年）。
奥勒留·维克多（Aurelius Victor，约—）著有一部简短的《罗马皇帝》（de Caesaribus），叙述从奥古斯都到尤利阿奴斯的罗马史。奥勒留·维克多强调历史的“垂训”功能。在文风上多效仿撒路斯提乌斯和塔西佗，文笔常流于雕琢和晦涩，并因此而流传不广，远不如上述尤特罗庇乌斯的《罗马国史大纲》受欢迎。
马克罗比乌斯（Macrobius，生于约）著有对西塞罗的评论，以及《农神节对话》（Saturnalia），后者包括一系列关于宗教、哲学、幽默以及诗人维吉尔的对话。学者们对马克罗比乌斯是异教徒还是基督教徒看法不一。
希多尼乌斯·阿波里那里斯（Sidonius Apollinaris，约—）生于高卢的Lugdunum（今法国里昂），曾在罗马担任多个公职，包括罗马城督（praefectus urbi）等。年任克莱蒙（Clermont）主教。现存有首诗，以及8卷本的书简。不但是研究公元5世纪的宝贵资料也是研究罗马文学发展史的重要资料。他虽然是基督徒，但作品中包括大量和早期罗马文学的互文，维持着相当高的文学水准。
二 文书史料
除了古代作家所留下的文学史料之外，罗马研究还利用大量的铭文（inscriptions）、纸草文献（papyri）、钱币、法律以及考古资料，这一节简要介绍这些文书史料（documentary sources）的特征、价值和参考书目。铭文学（epigraphy）、纸草学（papyrology）、钱币学（numismatics）常被称为辅助学科（ancillary disciplines），但是这些史料的价值远远不止于“辅助”我们对罗马史的了解，作为罗马文化、政治、宗教的媒介乃至重要的参与手段，碑铭、纸草文书、钱币本身就是罗马史的有机组成部分。
铭文指刻在石材、金属等耐用材料上的文字，所以研究铭文的学科在中文里也常被称为金石学。罗马世界留下了大量的各类铭文，其内容极其广泛，包括法律文书、皇帝圣谕、元老院决议、行省总督的敕令、年历及各类年表（fasti，如执政官年表（Fasti consulares）、凯旋年表）、来自官方或私人的歌功颂德的文字（honorific inscriptions）、许愿还愿的记录（votive inscriptions）、修建建筑物的记载、里程碑、士兵退役证书，以及长短、风格各异的墓志铭。希腊、拉丁铭文研究的重点总的来说不在其书法的审美情趣或艺术价值方面，而多集中在铭文整体（包括文字、碑形、发现地点等）作为史料的价值。罗马城市发展史、社会关系、家庭婚姻史、族谱学（prosopography）、姓名学、军事史、经济形态及下层人士的生活等诸多领域的发展都依赖于铭文所提供的宝贵资料。
一些重要的历史文件，比如奥古斯都的《功业录》（Res Gestae，也常称为奥古斯都《自传》）以及戴克里先所颁布的《最高限价敕令》仅以铭文形式得以保存。而有些铭文和文学史料形成对比。比如年出土于高卢的一块铜碑（Tabula Lugdunensis）[]，记载了皇帝克劳狄在元老院中的发言，当时讨论的议题是高卢人是否有资格进入元老院，克劳狄持支持的态度。这场辩论发生在公元年，塔西佗《编年史》中也描述了元老院中对这个议题的讨论，并且包括了克劳狄的“发言”。然而，对照里昂铜碑上的文字和塔西佗笔下的克劳狄的演说，虽然两者在支持行省公民进入元老院这一点上是共同的，但是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这两个版本在表述上、所使用的例证，以及论证过程有许多不同之处。假如只有塔西佗的版本存世，我们会以为那就是克劳狄的实际发言，然而里昂铜碑让我们看到塔西佗按照自己的理解来塑造人物的需求，大幅改动了克劳狄的发言，虽然总的结论未变，但克劳狄发言的遣词造句、整体节奏、论证的过程和例证等等，都被修改了（亦见本章“文学史料概况”一节）。[]这并不是因为塔西佗没有见过原文，因为作为元老院成员，他可以读到元老院会议记录。而他的改动正是在克劳狄发言的基础上所进行的：塔西佗的版本更为精练，更接近自己的风格，而克劳狄却更为学究气，从罗马的王政时代开始论证罗马一直吸纳外人，有些王甚至是外邦人；克劳狄多处提到和自己有关的人物，证明非意大利人也有优秀之人，比如他的代理人路奇乌斯·维斯提努斯（Lucius Vestinus），来自（今法国东南的）维埃纳，塔西佗的版本中把这些人物去除了。类似的改动还有不少。这些对比不但让研究者更清楚地洞悉塔西佗的撰史策略，也给研究者提供了一个不可多得的案例，来探讨历史学家所处时代政治生活如何影响他对过去的叙述和构建。塔西佗的创作期是在2世纪图拉真和哈德良统治时期，而图拉真是第一位出身行省、来自西班牙的皇帝。正如塞姆所说：“塔西佗撰史的时候，来自说拉丁语的（帝国）西部的殖民者和行省人占据着皇帝的位置。”[]所以塔西佗的版本和半个多世纪之前克劳狄的原版在构建“我们”和“他们”之间的关系上切入点有不同，很大程度上或许也是因为他们的受众发生了变化。塔西佗的版本重点在罗马历史上，曾经的敌人和被征服的族群获得了罗马公民权，并通过风俗、文化和婚姻关系与“我们”混合了。[]这一条是克劳狄原版中没有明确指出的，也就是说风俗、文化和婚姻让所谓的“他们”变成“我们”。
出土于西班牙的几部弗拉维时代的《市政法》残篇为理解行省的城市行政管理提供了独特的视角。其中年出土的伊尔尼法（Lex Irnitana，公元年），世纪年代初同样出土于西班牙的《元老院关于老皮索的决议》（Senatus Consultum de Cn.Pisone Patre，公元年）则促使罗马史学家重新审视塔西佗的相关记载，推进了对于早期元首制的理解。[]
除了这些具有独特史料价值的重要铭文之外，地中海世界数目最多的一类铭文是墓志铭，虽然大部分看上去简短、单调重复，但有助于社会下层、家庭关系、婚姻状况、人口构成、年龄结构等人口学、社会学方面的专题研究，极大地补充了文学史料的不足。在行省、地方城市、军事、社会经济研究方面，铭文至关重要。诸如以弗所税碑（Monumentum Ephesenum）这样的资料，对于了解行省和整个地中海世界的货物流通、贸易成本等都是不可多得的史料。[]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有一些铭文的文字文学性很强，有的铭文以韵文写成，和文学作品之间存在着互动，[]根据铭文中所引用的诗行还可以帮助校订古代诗作的文本。[]
自蒙森编纂《拉丁铭文大全》（Corpus Inscriptionum Latinarum）以来，拉丁铭文学已成为罗马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铭文的作用也绝非仅仅为研究提供辅助资料，它们本身也是参与罗马世界政治、文化构建的重要方式。比如，双语或多语铭文是身份构筑的重要方式。铭文的价值也逐渐为国内学者所重视。比如宋立宏指出，铭文为研究罗马史提供了“更宽广的视角”，“作为非文献材料的重要组成部分，铭文有自己形式上的特点。铭文主要是给公众看的，因而具有公共性，这使它有别于纸草，后者主要是私人书信和契据的载体。为了吸引公众目光，铭文讲究表达方式，以致有学者主张用文献考证的方法将铭文放在当时的语境中细加审视。[]此外，铭文还讲究视觉呈现形式，它们或依附于宏伟壮观的纪念性建筑，或在周围饰以图纹和带有特定含义的文化符号。这样，铭文又构成考古背景的一部分，兼具文字性和纪念性的特点，是沟通文献和考古遗迹的桥梁。可见，较之其他非文献材料，铭文的研究价值是显而易见的。”[]
铭文学是一门专业性、技术性很强的罗马研究分支，在解读铭文方面，难点或者重点有以下4点：
1.技术上的难点
（1）铭文中大量使用缩略语，有不少缩略语的意思已经有清楚的解释，但是还有不少存在着争论。比如，不少铭文以DM开头，是Dis Manibus（致死者亡灵）的缩写，后面常接死者名字的属格或予格，这是典型的墓志铭标志，甚至在基督教时代也曾继续沿用。墓碑上的常用缩写还包括：TTLS（Terra tibi levis sit），“愿泥土将你轻埋”；VF（vivus fecit），“生前所建”；TFI（Testamentum fieri iussit），“遵遗嘱而建”（字面的意思是“遗嘱命建”）；等等。但并不是所有的缩略语的解读都有定论。（2）不少铭文都有损毁，铭文残篇的修复有的很简单，但更多的需要费时费力。铭文没有标点符号，学者们在如何断句上经常观点不一。（3）许多拉丁铭文都没有年代，所以在断代上十分不易，学者们依据石碑的风格、拼写及语法、习惯用语、姓名学等估计年代，但常常无法精确到年内。这是铭文学领域最大的挑战之一。
2.铭文作为史料也有其自身的局限性
（1）树碑刻字需要花费，并不是任何人都能负担所需的费用。铭文里所展示的世界虽然比文学、文献史料广阔得多，但是同样排除穷人。（2）铭文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有其盛衰起落，麦克莫兰的重要论文《铭文习俗》（“Epigraphic Habit”）对此有详细阐述。总的来说，1世纪以前的铭文数量较少，2—3世纪铭文的数量达到了高峰期。也就是说，假如某一种历史现象在2—3世纪时在铭文中有许多记录，而在1世纪或4世纪时只有很少的铭文记录，研究者并不能据此就得出结论说这种历史现象在1世纪或4世纪时不重要。[]铭文的使用作为一种有意识的文化选择，相继发表在《罗马研究杂志》上的三篇论文深化并拓展了这一观点。[]“铭文文化”“铭文意识”不但具有时间分配上的不均衡性，在不同地区、不同阶层间也存在着数量不均的情况，表现形式也不尽相同。此外，晚期古代的铭文现象与早期罗马的铭文习俗有相当大的区别，在所谓的“铭文的第三时代”（la terza età dell’epigrafia/the third age of epigraphy），[]铭文的地区性变化十分不均，在帝国西部和小亚细亚，铭文的产出明显减少，然而在近东地区，铭文的数量却呈上升趋势；与此同时，一个十分普遍的现象则是对早期帝国铭文的再利用。无论是用新的铭文覆盖旧铭文，还是迁碑，都对碑铭研究者造成挑战；铭文展示的地点也经历了转变，教堂内部成为铭文展示的重要场所。
3.解读上的难点
铭文不仅仅是信息载体，也是塑造公众形象的媒介，因此铭文倾向于展示最“正面”的形象，而掩盖或忽略不希望为人知的一面。从这个方面来说，铭文并不比文学史料更加客观，而是有其自身的片面性和主观性。碑中所列举某人的美德是不是他（她）的真实写照？这个问题我们通常无法回答，因为成千上万铭文中所出现的人物只存在于这些铭文中，再无其他史料可用来交叉求证。
4.铭文的发表有选择性和延迟性
地中海许多国家的博物馆和私人收藏品中还有大量未编辑未发表的铭文，所以任何以铭文为主要史料的研究都很容易“过时”。不但如此，不少早期的重要出版物，比如《拉丁铭文大全》等，厚重庞大，虽然“索引”非常详细、丰富，但搜索和查询十分费时费力，而且没有图片，有不少石碑出处不明或记载不祥，从而对学术研究造成了一定的困难，值得庆幸的是这些不足正在逐渐得到纠正，新发表的铭文集和数据库通常附有高清晰度的图片，并且可以模糊搜索（见本书附录一）。
有关铭文学的入门读物主要有如下几种：戈登夫妇（Arthur E.Gordon and Joyce S.Gordon）所著的《有纪年的铭文图片集》（4卷本）及《拉丁铭文图解介绍》。[]这两套书都附有大量图片，特别适于练习阅读铭文。戈登夫妇对刻字的技术和风格很有研究，所以他们的讲解对于理解拉丁铭文的字形、风格变化助益匪浅。凯毕（L.Keppie）所著的《理解铭文》以及博戴尔（J.Bodel）所编的《铭文证据》则更侧重如何有效使用铭文来进行历史研究，在使用铭文方面需要注意哪些问题。[]较新的大全式参考书为年出版的《剑桥拉丁碑铭手册》以及年的《牛津罗马碑铭指南》。[]
纸草（又称为莎草纸、草纸）文书指书写在纸草这种材料上的文字，分艺文经籍类和文书类。艺文经籍类经常贡献新的古希腊罗马文学残篇，可以纠正或比照传世的文学著作。文书类则包括诸如各种法令、文告、契约、书信、诉状、账单、收据等等，涵盖政府管理、官司诉讼、乡亲邻里、婚姻家庭、饮食起居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为了解古代社会提供难得的资料。研究纸草文书的学科称为纸草学。由美国学者罗杰·巴格诺尔所著，宋立宏、郑阳翻译的《阅读纸草，书写古史》（上海三联书店，年）一书系统介绍纸草学的历史发展以及在历史研究方面的重要性，是纸草学的入门读本。除了巴格诺尔的原文之外，宋立宏还附有老普林尼关于纸草制作过程的介绍。此外，宋立宏在《博览群书》年第期曾发表译后记《说纸草》，对“纸草”的起源及历史意义做了介绍性阐述。巴格诺尔所编纂的《牛津纸草学手册》则汇集了目前世界上最重要的一批纸草学家，每人各负责一个专题。[]共收篇文章，向读者介绍纸草文书的发现、维护、内容范围及解读使用方法等等。其中有3篇文章专门介绍如何解读文书中常用的缩略语、纪年、货币单位、度量衡、人物志，以及现有纸草文书的档案分类状况。虽然大部分纸草文书来自干燥的埃及，但西亚和意大利也发现许多相当重要的纸草材料。书中有专门一章介绍赫库兰尼姆（Herculaneum）的纸草材料。这个城市位于意大利南部，和庞贝城一样在公元前年由于维苏威火山爆发而毁于一旦。另有其他章节介绍近东所发现的纸草文书。
现存的纸草文献以埃及最为丰富。这就为罗马史学家带来了一个问题，即我们从纸草文书中得到的信息是只适用于埃及还是可以用以类推来了解整个罗马帝国呢？这也就涉及埃及作为一个罗马行省的独特性及典型性的问题。在历史背景、行政律法、语言文化传统和社会经济方面，埃及确实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在击败安东尼和克娄巴特拉之后，奥古斯都保留了埃及的许多文化特征，比如宗教神祇以及希腊语作为主导官方语言的地位，并对亚历山大里亚表示仰慕尊重。埃及人口众多，又是出产粮食的重地，奥古斯都既垂涎埃及的资源，又害怕它被别有用心的人所利用，因此对埃及的行政与经济进行了严格的控制。埃及的地位彻底地发生了变化，从一个独立王国变成了奥古斯都的“私产”，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奥古斯都牢牢地控制了埃及行省总督的任命权，总督只能来自骑士阶层。非但如此，据卡西乌斯·狄奥《罗马史》第卷第节记载，奥古斯都规定，未经他的允许，任何元老不得踏足埃及土地，而任何埃及人也不得晋升罗马元老。在财政经济方面，奥古斯都延续了托勒密时代的“皇家私库”（idios logos，也写作Idioslogos），这个部门的主管也由骑士担当，直接对皇帝负责，不隶属于行省总督，主要负责除税收以外的其他归皇室的收入，比如罚金、充公的财产、无主的财产等。2世纪的一份纸草文书收集了历年来的规定，是研究罗马时代埃及的重要史料。在社会结构方面，罗马人的到来改变了原先的等级划分。在罗马帝国初期，埃及居民按法律地位分为四种：罗马人指罗马公民，希腊人指四个城市的公民，犹太人得到区别对待，除这些人以外的人都是“埃及人”。这就意味着在托勒密王朝时代享有特权的一些群体风光不再。刘易斯（Naphtali Lewis）在讨论罗马治下埃及社会对各色人等的重新定位时引用李维的精练评价：“马其顿人如今已堕落到‘埃及人’的地位上了。”[]罗马在埃及的官方基本政策是高低上下有序，并限制各族群、各等级之间的经济、婚姻往来。这一点在《皇家私库管理规章》的一些条款中反映得很清楚：
正因为埃及作为一个行省具有其独特性，学者们在埃及纸草文书所提供的信息是否具有普遍性上多有争议。近年来，以多米尼克·拉斯伯恩（Dominic Rathbone）及罗杰·巴格诺尔等为代表的古代史学家倾向于认为不能过分强调埃及的特殊性，埃及纸草文书可以帮助我们了解罗马帝国在行政、社会和经济领域的一些普遍原则。
值得注意的是用来制造纸草的水生植物也绝非埃及独有。西西里岛的叙拉古城有一个小型纸草博物馆。纸草文书上的语言也并不局限于希腊文。埃及语俗体（demotic）、科普特语（coptic）、拉丁语、希伯来语以及阿拉米语的纸草文书也不容忽视。美、法、德、意、荷、比、英、埃及、以色列等国都有研究纸草学的基地，各国研究机构及学者间相互之间紧密合作，并积极采用计算机技术及信息系统。纸草学研究的技术日新月异，比如，用光学散射原理及借助专门的仪器，学者们现在可以研读以前用肉眼无法识读的纸草文书。
常与纸草归入一类的文献还有陶片[]、（羊）皮纸及木板文书，这几类文书有相对统一的编目体系，详见《希腊、拉丁、俗体、科普特纸草、陶片以及木板文书清单》。[]这个清单列有所有合集的书目，并推行标准化的简称。比如，P.和O.分别代表纸草和陶片文书。密歇根大学所收藏的纸草发表于《密歇根纸草集》（Michigan Papyri）中，英文缩略为P.Mich.，其第一卷第一篇为P.Mich.I.1，其他依此类推。
罗马法保留在古代作家的摘引、罗马法学家的专著、法典、铭文以及纸草文书之中。罗马最早的成文法为公元前5世纪的《十二表法》，但原文已散失，一些条文或残篇保留在古代作家的文章及《查士丁尼民法大全》中。西塞罗的《论题术》（Topica）收编过罗马历史上的法律条文和观点。但真正意义上的法学家的全盛时期在2—3世纪。法学家的影响不仅仅在学术上，他们的观点可以通过不同途径直接变成法律。有些法学家是皇帝的顾问，对皇帝的判决有直接影响。最有权威的法学家包括帕皮尼安（这是常用的译名，据英文名Papinian而来；拉丁原名为Papinianus，帕皮尼亚努斯）、保罗（Paulus）、盖尤斯（Gaius）、乌尔皮安（据英文名Ulpian而来；拉丁原名为Ulpianus，乌尔庇阿努斯）以及莫代斯蒂努斯（Modestinus）。法学家盖尤斯活跃于2世纪年代，传世之作是《法学阶梯》（Institutiones），是一部介绍性的教科书。[]盖尤斯对法律的分类为后世所遵循。年的法律援引法（lex responsis prudentium）肯定了这些法学家的权威，并澄清在使用法学家观点方面的基本原则：如果这几位法学家的观点一致，则遵循他们的观点；假如意见不同，则以帕皮尼安为准。这些法学家所引用的其他法学家的观点也同样有权威。假如对这些法学家某一案例没有发表过意见，法官判案时可自行决定。
数百年间，罗马并没有编纂法典的传统。《十二表法》本身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法典，而是习惯法的记录。[]在《十二表法》之后直到3世纪末4世纪初后才有真正意义上的法典出现。公民大会所通过的法律、（帝国时代）元老院决议、法学家的观点、皇帝的谕令、大法官的决定等都是法律来源，数目庞大，观点纷杂，难以查阅，所以罗马法在实际运行上充满挑战。值得注意的是在年“卡拉卡拉敕令”之前，罗马法的很多方面并不适用于整个罗马世界，许多城市和地区，尤其是罗马公民不占主导的地区，保留了自己的传统。法典的编纂则出现于罗马公民权普遍授予罗马世界的居民之后。已知的最早法典《格里高利法典》（Codex Gregorianus）和《赫莫根尼法典》（Codex Hermogenianus）可能编纂于戴克里先时代，一直沿用到查士丁尼时代，但原典已不复存在。[]现存的罗马法典有两大部：《狄奥多西法典》和查士丁尼的《民法大全》。年，罗马皇帝狄奥多西二世下令汇编君士坦丁大帝以来的罗马皇帝敕令。起初的目的是为了便利学术研究，所以即使是废弃了的法令也可被选入法典。这项浩大的工程历经年左右完成，其间在资料选取编辑方面多有讨论，但总的来说以选取具有普遍性的法律为取舍准则。年正式发表的《狄奥多西法典》包括了篇法律条文，现存篇。此时的罗马帝国，基督教成为国教已经余年。值得注意的是，《法典》本身虽有相当一部分关于摒除“异教”的条文，但整体的基调并非基督教。由于当时东、西罗马处于分治状态，这部法典具有浓厚的政治意义，即汇合帝国东、西两部分的法律体系。值得注意的是，有不少条文经过删减，背景不清，日期也经常有差池。尽管存在着这些缺陷，《狄奥多西法典》对研究4世纪至5世纪上半叶罗马法的发展、帝国的行政管理以及帝国基督教化有着极大的价值。6世纪上半叶，罗马帝国皇帝查士丁尼指派了一个由法学家组成的编委会负责整理汇编仍然有效的法律条文，陆续发表了三部汇编：《查士丁尼法典》（Codex Iustinianus）收集了皇帝敕令；《学说汇纂》（Digesta，又译《法理会要》）包括各种法律以及历代罗马法学家的观点选摘；[]《法学阶梯》（Institutiones）为罗马法教材。[]查士丁尼死后，法学家们将他在位时未收入法典的敕令汇编成《新律》。这四部法典合称为《民法大全》（Corpus Iuris Civilis）。《民法大全》不但是后来欧洲各国民法的源泉，更是研究罗马社会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料。
罗马法是特定历史时期，特定政治、社会、经济结构的产物，所以有相当多的基本概念只适用于罗马社会。但罗马法中一些基本原则和对法律运作的思考则为后世的法律发展奠定了基础。比如，未经审判不得定罪，对犯罪知情但无法阻止者无罪，诚信原则等等都可追溯到罗马法。罗马法的全面复兴时期始于—世纪，起初集中在意大利的比萨（Pisa）、佛罗伦萨、博洛尼亚（Bologna）、帕维亚（Pavia）等城市。世纪，研究罗马法的中心转移到法国南部的奥尔良。其后，罗马法原则被引入教会法庭。—年，罗马法审判程序被引入德意志城市的法庭。—世纪欧洲法学的发展，以及人文主义法学派、自然法学派等的兴起都是建立在对罗马法的研究、拓申以及选择之上。法国《拿破仑法典》（）、奥地利《民法》（）、德国《民法》（）中都有罗马法的影子。有关罗马法的课程，由研究法律的专家来教授和由历史学家来教授，侧重点会各有不同。有为数不多的学者兼跨法学及罗马研究两界。密歇根大学的布鲁斯·福莱尔（Bruce Frier）就是一例。他所编纂的《罗马侵权法案例选》《罗马合同法案例选》，[]以及他与门生托马斯·麦金（Thomas McGinn）所编的《罗马家庭法案例选》[]都兼顾罗马法的具体案例、法学家及长官断案原则，以及罗马史历史背景。
对于罗马史学家来说，最关心的问题当然是如何透过罗马法来看罗马社会。但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相反，在方法论上面临不少挑战。有学者指出，罗马时代的法律并不直接反映人们的行为，而只是行为的可能性。我们不能设想所有的罗马人都理性地以法律为行为准则。此外，罗马社会最终有法典之前，积累了大量的案例、判断、讨论，纷繁庞杂，不易应用。此外，律法条文的保存各地有差异，抄本有出入，这些都增加了法律实际操作方面的困难。在具体问题上，并非所有官员都能精确知道运用哪些法律条文。特别是在罗马法和地方习俗之间，是遵循罗马法还是遵照地方成规这个问题上，罗马管理阶层的做法并不完全一致，有时是因人而异，有时是因事而异，在公法和私法领域，做法也是有不同。比如，父亲亡故后，母亲是否能作为孩子的监护人，在这个问题上，罗马帝国境内不同地区，不同族群之间的做法有所不同。犹太人的规定是如果亡夫生前曾委任其妻为监护人，那么遗孀可以担任孩子的监护人。埃及和小亚细亚的纸草文书和铭文也有证据表明孩子的父亲去世后，母亲成为监护人并管理属于孩子的财产。[]罗马法学家帕皮尼亚努斯认为父亲用遗嘱来指派其妻为监护人是不为罗马法所接受的。《学说汇簒》“前言”引了他的一段评议：“假如行省总督因为经验不足（imperitia）而错把父亲的遗嘱判为有效，他的继任者应当纠正这个裁定，我们的法律（leges nostrae）不接受这种裁定。”在这段文字中，“经验不足”被列为误判的原因。但即使是经验丰富、勤勉、行事谨慎的行省总督，也不见得明了所有的法规。有时，甚至在查阅了案例和相关规定之后，总督也还是不能决断，小普林尼和图拉真的通信很能说明这一点。
不仅如此，罗马的“政府”官员数量极少，没有足够的人力来贯彻和推行法律，所以在执法的实际操作上漏洞很多。在琼斯（A.H.M.Jones）看来，法律条文作为史料的主要价值在于它们证明中央政府知道了这些条文所针对的问题。从法律条文中，我们可以看到帝国所需要解决的种种问题以及帝国解决这些问题的意向。但律法的存在并不表明政府成功地解决了这些问题。
由于我们所知的罗马法条文很多来自5世纪和6世纪的两部法典，在研究罗马法的演变发展方面，资料的断层和缺失很多。比如法典编纂之后，废弃的法律、旧文件、旧著作等不少遭到毁灭，即便是这些法典中所保留的条文，也并不完全反映原始规定。比如《查士丁尼法典》中所选取的条文通常略去原文的上下文，非但如此，《法典》的编纂者还对许多条文进行文字上的修（篡）改和编辑。这就造成了后世学者在如何理解具体规定上争论不休的局面。
近年间，多位学者跳出纯技术性的讨论，转而关注罗马法的社会功能。奥诺雷（Tony Honoré）、马修斯、哈里斯（Jill Harries）等学者强调，法律条文（包括皇帝的批文和回信）和法学家的论述不能作为纯粹的律法文献来看，而也是文学创作的一种流派。它们是罗马贵族价值观的产物，和中国古代的文人士大夫一样，罗马贵族兼任着文化精英的角色，而罗马文化的重要核心则是文字功底和修辞能力。法律教育是罗马的贵族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贵族所接受的演讲术训练既可用于政治生活，也可用于法庭辩护和法庭审判。因此，研究法律条文和法学家的著作必须关注它们的文字表述和修辞风格。罗马法的许多信息正包含在其修辞表述之中。比如《狄奥多西法典》不少条文具有夸张冗赘的风格，措辞颇具恐吓性，以此让臣民产生恐惧之感而敬畏皇权。可以说，晚期古代的律法带有极强的政治宣传意图和道德警讯的色彩，不能只从文字上看其实际操作和效果。[]
三 实物史料
古罗马城市遗址、古建筑的残骸、室内装饰、纪念碑、坟墓及随葬品、钱币、餐具、劳动工具、生物残骸、食物遗留物等都是罗马研究的重要实物史料。实物史料的发掘、维护及阐释与考古科学密切相连。这一节主要介绍考古在罗马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
罗马遗址散布于地中海周边各国。有关世纪、世纪的古典考古史，可参阅斯蒂芬·L.戴森（Stephen L.Dyson）所著的《求索过去》。[]一个国家对考古的人力物力投入取决于经济力量和政治权力。殖民地时代，西方各列强在世界多个文明古国搜刮了大量文物艺术品。英国考古学以及不列颠博物馆的发展、兴盛与英帝国的命运息息相关。而古典考古学的发展又极大地受到英国考古学的影响。设在希腊的雅典不列颠学院（The British School at Athens）和设在土耳其的安卡拉不列颠考古学院（The British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at Ankara）都培养出许多活跃的古典考古学家。年，安东尼·汉斯（Anthony Hands）和戴维·沃尔克（David Walker）创建《英国考古报告》系列（BAR），旨在快速出版英国考古学成果。短短三十几年间出版的书目就远超千篇，迄今仍在不断推介新的考古研究论著和报告。
而国际合作则是近半个世纪以来的显著趋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旗下便有一系列多国参与的考古项目，比如年代迦太基考古项目（Carthage excavations）、—年代的利比亚谷地勘察等。虽然与地中海世界有一洋之隔，美国的许多大学和研究机构积极参与地中海世界的考古项目。在小亚细亚、埃及、希腊、意大利、叙利亚、保加利亚的考古项目都有美国的考古人员或考古队的参与。[]
城市及城市化历来是罗马考古的重心。庞贝城的持续发掘则是罗马研究史上最著名、影响最为深远的考古项目之一。庞贝城位于那不勒斯湾，其历史渊源可追溯到伊特鲁里亚人和希腊人，但在罗马征服之前，庞贝是一个以萨莫奈人为主导的奥斯坎城市。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庞贝在意大利同盟战争时，站在与罗马敌对的一边。同盟战争之后，罗马将领苏拉在庞贝安置了不少自己的老兵，把庞贝城转变成罗马殖民地。其后的一百多年间，庞贝在政治上影响有限，但一直是一个拥挤忙碌而相对繁荣的中等城市。然而，公元年，该地区发生地震，城市遭到损毁。年，维苏威火山爆发，数个罗马城市毁于一旦。庞贝城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个。此外，周围的赫库兰尼姆、斯塔比埃（Stabiae）、奥普隆提斯（Oplontis）也都遭到吞没。庞贝城遗址到年才重见天日。历经数百年发掘和研究，庞贝城为研究罗马帝国早期的城市生活提供了宝贵的模板。相关的通俗出版物和学术著作不计其数，较早的综合性权威著作是茂武（A.Mau）的《庞贝的生活与艺术》。[]较新的综合性著作是道宾（John J.Dobbins）和福斯（Pedar W.Foss）所编的《庞贝的世界》。[]道宾和福斯都是考古学家出身，前者是“庞贝广场考古计划”（Pompeii Forum Project）的负责人。这部著作附有光盘，内容包括彩色地图，详尽标志街道、城门、塔楼等，包括许多难以包括在印刷版中的数据。玛丽·比尔德的《庞贝：一座罗马城市的生与死》生动地描述了庞贝的日常生活、街道房屋、宗教神祇等等，目前已有中译本，可作为了解庞贝的入门读物。[]
庞贝城的废墟中保留了大量建筑物，从中不但可以看到罗马帝国早期公共建筑物以及民宅的基本结构，还可以透析建筑物的风格变化与庞贝城历史变迁之间的丝丝相连。必读书目包括哈德利尔（AndrewWallace-Hadrill）的《庞贝与赫库兰尼乌姆的住宅与社会》[]以及赞可（Paul Zanker）的《庞贝的公共与私人生活》。[]后者着重探索庞贝城的建筑风格变化发展背后的历史、文化、社会背景，着眼于罗马势力和文化的渗透与希腊化时代风格相互交织与碰撞的过程。这两种文化在庞贝的碰撞在前2世纪初初露端倪。一方面，庞贝积极追求希腊化文化，这体现在剧场和角力场等的修建之上；另一方面，庞贝也主动进行了“罗马化”。证据主要是朱庇特神庙的修建以及拉丁语的扩展。然而，赞可的分析并不为所有的学者所接受。争论的焦点在于朱庇特神庙的断代。有学者认为该神庙有可能建于庞贝已成为罗马殖民地之后，也就是说庞贝城的罗马化晚于赞可的推断。
由于庞贝城有大量保存完好的壁画、镶嵌画等，这一遗址在艺术史上也有相当重要的价值。壁画（fresco）和马赛克镶嵌画（mosaics）收集在Caratelli and Baldassarre（eds.），Pompeii：Pitture e Mosaici（Romea：Istituto della Enciclopedia Italiana，）一书中。为了便于维护，大部分的原件都不在庞贝遗址，而在那不勒斯国家考古博物馆展出。庞贝城最著名的艺术品之一是被称为“亚历山大马赛克”的大幅镶嵌画作品，描绘亚历山大大帝和波斯国王大流士三世（Darius III）两军交锋的战争场面。作品色彩丰富、形象生动，人物面部表情极具张力，可能是前4世纪希腊化时代杰作的翻版。庞贝的富人私宅中布满了主题手法各异的壁画。艺术史学家通常把庞贝的壁画分为四种风格。庞贝一式风格（约前—前）以模仿大理石的质感为特色。庞贝二式风格（约前—）擅长制造“透视”效果，远近层次分明，让人产生空间的纵深被拓展的错觉。绘画的主题多样，从人物、花园，到城市风景不一而足。庞贝三式风格（—）则侧重平面装饰，通常以单色系作背景。小幅镜框式的绘画在这个阶段也十分流行。庞贝四式风格（—）发展于庞贝城经历了一场大地震之后，比前三式更为繁复绚丽，擅长表现打开的门窗、阳台等，但是静物画也是四式的重要主题。艺术史家和考古学家常用庞贝壁画的风格来帮助断代年代不详的罗马壁画。
庞贝城遗址所保留的另一宝贵史料是大量的公共铭文、墓碑，以及墙上的题铭与涂鸦。这些涂在或刻在墙上的文字，内容缤纷，从竞选标语、孩童的随手涂鸦（graffiti）、斗兽角斗表演广告、房屋租赁广告、商品价目表、失恋告白到巫毒诅咒，不一而足，不但对于研究庞贝城的各阶层尤其是释奴阶层的社会生活百态有极大的价值，[]而且也为研究拉丁语白话提供了宝贵的资料。沃勒斯（Rex Wallace）的《庞贝与赫库兰尼乌姆墙面铭文简介》可作为研究庞贝城铭文的入门读物。[]对于罗马城市研究而言，庞贝城的一个独特贡献是墙上所留下的大量“助选标语”（programmata）。这些所谓的“助选标语”，内容和格式相对统一，一般包括如下信息：“某人（通常是普通民众）支持某候选人担任某官职（执政官或市政官）”或“某人（通常是普通民众）呼吁某人（通常是普通民众）支持某候选人担任某官职（执政官或市政官）”。初看起来，这些“助选标语”似乎昭示了罗马帝国初年城市政治生活的活跃以及民众在城市选举中的重要性。代表性的早期研究为卡斯特兰（Paavo Castrén）的《庞贝的统治者与民众：罗马庞贝的政治与社会》。[]但也有学者对这种诠释表示质疑。慕瑞森（Henrik Mouristen）在《选举、长官及地方贵族：庞贝城铭文研究》一书以及《庞贝城的竞选》[]一文中指出，这些“助选标语”是由候选人的竞选班子组织的，只是一种“社会仪式”，对竞选结果并无实质影响。慕瑞森的主要依据有两条：其一，这些“助选标语”在全城的分布有一定的规律，集中于候选人的住宅附近；其二，从每年的选举结果来看，在低于地方执政官一级的大法官以及营造官选举中，并没有差额选举，也就是说参选人总是能被选上。慕瑞森的阐释引出几个问题，即罗马帝国时代各城市的“选举”到底是什么性质？是真正的选举还是一场表演？如果只是作秀，其必要性在哪里？这些问题仍需进一步探讨。
庞贝城遗址的价值不仅仅在于它是研究罗马史和罗马社会的活化石，更重要的是来自庞贝城的遗迹时时引发新的问题，让学者们重新思考和审视原有的观点和理论。上述对“助选标语”的不同理解即是一例。另一重要例子是如何理解庞贝城的经济结构和性质。莫勒（Walter Moeller）在其年的《古代庞贝的羊毛贸易》[]一书中曾乐观地认为，庞贝城的纺织业是大规模的产业，并强调浆洗业在庞贝城纺织业中的龙头作用。基于这样的观点，莫勒认为位于广场附近一幢规模较大的建筑物应当是浆洗业的行会会馆。这个建筑物内有浆洗业从业者（fullones）献给一位上层妇女尤马奇阿（Eumachia）的碑铭。荣曼（Willem Jongman）在年出版的《庞贝城的经济与社会》[]一书中则重新审视相应证据，驳斥了莫勒的论据和论点，以证明庞贝城并不是一个以出口生产为主导的商业城市，而以前的观点多有夸张和误导。年出版的《庞贝的经济》论文合集则汇集了许多新的研究手法，包括骨骼分析、地理信息系统（GIS）等等，细致地探讨了庞贝城人口的生活质量、社会关系网络、地理上与外界的连接等等。[]
庞贝城对历史研究的价值及其旅游经济价值有目共睹，而庞贝城的考古的成就对欧洲各地考古活动有着直接的刺激。罗马古城遗址众多，其考古发掘在地中海周边国家不断取得新的发现。除庞贝及其附近的古城遗址之外，其他重要的考古遗址有意大利的奥斯提亚、匈牙利境内的阿昆库姆（Aquincum，今布达佩斯）、突尼斯境内的杜伽（Dougga）、罗马尼亚的阿普卢姆（Apulum），叙利亚境内的则有杜拉欧罗波斯（Dura Europos）、帕尔米拉，以及土耳其境内的阿弗罗狄西阿斯（Aphrodisias），等等，不胜枚举。杜拉欧罗波斯常被比作“叙利亚沙漠中的庞贝城”。该遗址的考古活动始于世纪年代，早期挖掘起初由法国人主持，后转由耶鲁大学接手，在罗斯托夫采夫的指导下硕果累累。二战期间和战后有间断，世纪年代恢复发掘并持续至今。欧罗波斯（Europos）俯瞰幼发拉底河，三面为峭壁所护，杜拉（Dura）意为堡垒。该城的历史始于前年左右，为马其顿人所建，前1世纪左右成为帕提亚帝国的一部分，年后为罗马人吞并，成为帝国重要的军事基地，年被新兴的萨珊波斯帝国毁灭。杜拉欧罗波斯位于罗马帝国的边缘地带，处于多文化多种族影响之下，对于研究罗马边疆地带行省城市生活有极大的价值。此外，在欧罗波斯，多神教、犹太会堂与基督教家庭教会与洗礼堂并存，对于我们理解帝国边缘地带多神教与一神教的关系，以及早期基督教的处境有新的启示。源于杜拉欧罗波斯的众多文物展于耶鲁大学艺术馆。霍普金斯（Clark Hopkins）与戈尔德曼（Bernard Goldman）的《杜拉欧罗波斯的发现》一书可作为这一重要遗址的入门读物。[]
近几十年来，除城市遗址研究之外，罗马帝国的乡村地带的考古发掘也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利比亚河谷勘测项目（Libyan Valleys survey）得出的结论表明，古代利比亚的气候和现在并无大的区别，但是罗马帝国时期利比亚的农业活动远比现在活跃。考古勘察发现这归功于罗马时代当地居民所采用的一套复杂的蓄水系统。
钱币是重要的实物史料之一。钱币学与考古学及历史学息息相关，但又是一个自成一体的学科分支。钱币学家对于造币本身的制作过程尤为关注。古罗马早期钱币的制作以浇铸为主，生产的铜币较为粗笨。共和中期以后，罗马硬币的制作则主要以冲压为主。造币的形状为圆形，图案和文字事先刻在模子上，然后通过人工或简单机械，用模子冲压预先准备好的金、银、青铜等材料制成的金属毛坯，在正反两面印上不同的图案和文字，所以打造钱币在拉丁文中所用的动词是percutio, cudo这一类基本意思是“打击”的词。由于制作方法简单原始，罗马造币常有厚薄不均、对焦不准、边缘粗糙的问题，精美的造币并不多见。在罗马研究当中，钱币作为史料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在共和时代，铭文上刻有负责锻造者的名字；罗马帝国的币值虽然并不统一，但造币上都刻有纪年。无论共和时期还是帝国时期的造币都有协助断代的作用，不过，帝国时代的造币断代不一定能精确到年，比如“虔敬的”安东尼努斯·比乌斯担任过4次执政官，所以刻有他头像的钱币（和碑铭）在断代上有困难，因为从公元年到年都有可能。
其二，帝国时期罗马造币上通常一面印有在位皇帝的头像，另一面印有与时事（战争、皇位继承、皇帝美德、铺路修庙等）有关的图像及简短铭文，那么在选择图像和文字上，谁是决策者？这事关另一个问题，即这些铭文和图像是否可以起到舆论宣传的作用，如何发挥宣传作用？学者意见不一，比如萨瑟兰（C.H.V.Sutherland）认为钱币上图像和文字的选择绝非随意，而由都城罗马牢牢控制，代表来自皇城的理念和意旨；然而琼斯（A.H.M.Jones）却认为钱币并没有什么宣传功能。[]在年发表的《宣传与帝国的货币系统》一文中，芭芭拉·利维克（Barbara Levick）认为罗马帝国时代钱币上的图像是由负责造币的官员选出来向皇帝致敬的，皇帝的头像占据着钱币的正面，图像和文字都是皇帝自己愿意看到的，呈现的是过去的成就而不是将来的命运。[]安德鲁·梅多斯（Andrew Meadows）和乔纳森·威廉姆斯（Jonathan Williams）在年发表于《罗马研究杂志》中的文章中论证钱币不是用来进行宣传的，而是用来提醒、纪念的，是沟通的媒介。[]无论如何，钱币肖像和铭文可助罗马史学家研究皇权之下的“形象塑造”。卡洛斯·诺瑞尼亚（Carlos Nore~na）对钱币上表达罗马皇帝美德的词汇以及一些抽象主题进行了量化统计，其中一些重要的美德词汇包括“公正”（aequitas）、“尽职”（pietas）、“勇武”（virtus）、“慷慨”（liberalitas）、“远见”（providentia）等，抽象主题则包括“胜利”（victoria）、“和平”（pax）、“和谐”（concordia）、“幸运”（fortuna）以及“安康”（salus）等。据诺瑞尼亚的统计，不同皇帝统治时期“慷慨”在钱币上的出现率和各位皇帝发放“赏赐”（congiaria）的频率存在着基本对应的关系。而2世纪末期之后，统治理念上的裂变也反映到了钱币上，比如“英武至极”（fortissimus）、“不可战胜”（inuictus）等等军事色彩浓厚的词汇以及“主人/君主”（dominus）这样的表达更为广泛。[]
其三，从共和国到早期帝国再到晚期帝国，罗马造币的币种、进制、重量、成色等都发生过转变，这些转变和内外的环境有关。比如，3世纪的“通货膨胀”和造币成色的不断降低形成恶性循环。因此研究造币也是研究罗马帝国的经济“政策”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
其四，造币随经济活动而流动，通过一个地区的货币流通状况及外来币种的多样程度，可管窥该地区贸易范围的大小。
其五，考古学家所发掘出的钱币，有些是散币，有些属于较大的储藏的货币群（hoard）的一部分。所谓储藏的货币群，是古人以各种形式、出于各种原因储藏的钱币，比如用于在墓葬中、神庙中许愿，未必数额巨大或者价值昂贵，常常是放在陶罐当中，也有置于金属器皿中的。这些储藏，因其构成、大小、发现地、时代等的不同而具有不同的史料价值。[]比如，洛克耶（Kris Lockyear）通过分析在达奇亚所发现的钱财储藏，得出罗马的银币早在前年代就已经涌入达奇亚的重要结论，虽然达奇亚直到2世纪初才最终被罗马征服而成为行省。[]另外，罗马帝国境内各地造币所采用的图案文字，甚至纪年方式各有不同，对于研究各地区的文化传承与变迁十分有价值。这一点在研究以希腊语为主的行省和地区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
钱币学家郝哥格（C.J.Howgego）的《钱币上的古代史》介绍如何利用钱币研究历史，可作为这一领域的入门读物。[]共和时代与帝国时代钱币学研究的经典之作分别为《罗马共和时代的钱币》（RRC）及马丁利等所编的《罗马帝国时代的钱币》（RIC），[]包括详尽的钱币目录，按年代和地区列出钱币的铭文、图像，并深入解读钱币上的铭文（通常为缩写）及其政治含义，这两部工具书在共和及帝国时代的历史、政治研究中的参考价值不可低估。（更多书目见本书附录二“学术资源”。）
罗马文物散见于欧洲、北非、西亚及美国的众多博物馆中。藏品较为丰富与集中的博物馆当数梵蒂冈博物馆、巴黎的卢浮宫、不列颠博物馆（英国伦敦）、大都会博物馆（美国纽约），以及意大利的数个国家博物馆：罗马的戴克里先浴室国家博物馆、那不勒斯考古博物馆、阿奎利亚国家考古博物馆等。除此之外，意大利、法国、英国、希腊、德国、奥地利、罗马尼亚等国家的许多城市都有地方上的考古博物馆。法国里昂、意大利西西里岛上的叙拉古等诸多城市的博物馆无论从规模还是展品质量来说，都属上乘。一个较为独特的博物馆是位于罗马郊区（EUR）的“罗马文明博物馆”（Museo della Civiltà Romana）。这个博物馆建于墨索里尼时代，其展品多为罗马帝国境内重要建筑和文物的复制品，包括图拉真记功柱、马可·奥勒留浮雕的拓本、大量重要铜表及石碑的仿制品、罗马城的大型模型等。
古代的建筑物（如神庙、纪念碑、陵墓、民宅宫殿等）及艺术品不仅只具有审美和艺术价值，[]还具有宝贵的史料价值。因此考古学和艺术史之间存在着紧密相连的关系，有不少学者身兼考古学家与艺术史学家。欧美的大学学科中通常设有艺术史专业。重要的专门学术研究机构有纽约大学的艺术研究院（Institute of Fine Arts, New York University）等。在识字率较低、书本流通量远不及今日的前工业化社会里，记忆的存储很大程度上以口述以及视觉传输方式来进行。从这个角度来说，在古代世界，建筑与艺术是信息与记忆的重要乃至主要载体。建筑物及艺术品是另一种形式的“文本”，它们不但为人所用，而且为人所“读”。艺术史正是研究艺术创作历史文化内涵、风格流派、延续变迁的一门重要学科。对它们在古代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应从古人的视角来看。世纪影响较为深远的艺术史学家是德国的赞可以及赫尔舍（Tonio H"olscher），着重对雕像、城市布局、房屋构造等进行历史剖析，解读艺术品或建筑物所包含的历史、政治、人文及文化信息含量。他们的代表作均有英文译本，是罗马艺术史领域的必读书目。[]由于罗马艺术深受希腊艺术影响，罗马艺术史家所探讨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罗马人如何选择性地利用希腊化艺术风格及模型来表现罗马的观念、理想，或制造舆论。中文作品中从艺术史的角度来看待罗马史的专著有待增加，主要的著作有朱龙华先生的《罗马文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年）。由郭长刚、王蕾翻译的，南希·H.雷梅治（Nancy H.Ramage）、安德鲁·雷梅治（Andrew Ramage）的《罗马艺术：从罗慕路斯到君士坦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年）也可作为入门读物。
文物作为史料的价值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其所处的历史背景。值得注意的是，并非所有的文物都是通过正当、合法的渠道发掘、流通的。由非专业人士所进行的挖掘通常会造成对古代遗址及文物的破坏，而来自非法渠道的文物通常缺失有关发掘地及地层等重要学术信息。对于学术研究来说，这些信息的缺失是不可弥补的损失。据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University at Buffalo）的考古学家斯蒂芬·戴森（Stephen Dyson）估计，年市面上约%的文物都是非法挖掘或出口的。北美知名博物馆中通过非正当渠道获取的文物也不在少数。年，波士顿的艺术博物馆（The Museum of Fine Arts）、加州的保罗·盖蒂博物馆（The J.Paul Getty Museum）、纽约的大都会博物馆等同意向意大利政府归还文物。各国有关文物的立法各有不同。英国年的《珍宝法案》规定，如果有人发现金银物件及多枚硬币，并且这些物件有年以上的历史，那么发现者必须进行报告。近年来，学术界对文物交易规则、考古学家与艺术史家的职业道德、博物馆的功能等问题进行了严肃的思考和讨论，“谁拥有过去？”成为目前的热点问题之一。[]但从法律、历史等各个层面来说，这个问题都没有一个简单而直接的答案。由于这个问题的普遍性以及我国作为文物流失国的实际情况，其业已引起国内学者及有关部门的重视，国家文物局博物馆与社会文物司（科技司）组织翻译了约翰·亨利·梅里曼编的《帝国主义、艺术与文物返还》（译林出版社，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