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么多年了，是掌声也好，唏嘘声也罢，我都照单全收，总好过无声无息。”

这是刘青云在第届香港电影奖获得最佳男主角后说的一句话。

说罢，他鞠躬下台。

老实说，这届香港电影金像奖颁奖典礼，并没有像之前预期：有一种呈现香港电影新世代爆破而出、并获大程度奖项认可的结果。

甚至乎，对获众多提名，也可能是去年表现最佳、由新导演执导的剧情片如《正义回廊》（项提名仅得最佳新导演及最佳剪接两奖）和《窄路微尘》（ 项提名仅得最佳原创电影音乐一奖），竟然是近乎忽略的地步。

而争议声最大的，是之前“最佳影片”呼声最大的《正义回廊》摇身一变，给了《给十九岁的我》。

假如没有这场纪录片伦理争议，《给十九岁的我》夺得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电影”本应是一场划时代的美事。

纪录片一向是香港电影类型的末流，也长期在电影奖项中缺席，但香港纪录片的风潮却不是很近年才有的事。

年后，香港电影结构大转型，本土主义的索求无疑令人们意识到，主流商业电影已不再是香港电影的唯一面貌了，对刻画社会现实、探索另类题材的渴求，催生了佷多近年的所谓“香港本土电影”。

而香港本土纪录片的冒起，更象征了虚构性的剧情片已无法满足人们对老港片的幻想了。

当香港电影金像奖，以及另外两个香港电影重要奖项“香港电影评论学会大奖”及“香港电影导演会年度大奖”，不约而同将“最佳电影”的荣誉颁给《给十九岁的我》，俨然就是香港本土纪录片的里程碑。

但现实没有假如。

现实是，很多观众忘记了《给十九岁的我》最初上映时的一致好评，只记得电影中的种种伦理问题。电影草草停播，实际上有看过电影的观众并不多，连带上网大都有不少质疑，在有资格在金像奖遴选中投票的业内人士之中，到底有多少人有机会看过这部电影呢？

于是，《给十九岁的我》获“最佳电影”就已不再是时代美事， 而是今天香港电影界的一场平行时空事件。

一个时空里，作为一种时代象征的香港纪录片终于获得了香港电影界的认可；

另一个时空里，早已在公共论述中发酵成一套丰沛而深入的纪录片伦理论述，在某些电影界人士的眼中，却恍如不曾存在过，或只是微不足道的口舌风波。

当然这两个平空事件绝不可能没有相交。

现实是，《给十九岁的我》的制作团队早就用自己的方式“回应”坊间对电影伦理问题的质疑了。

电影停播、英华女学校宣布退选金像奖遴选（但金像奖主办单位指没有退选机制）。

导演张婉婷宣布不出席颁奖典礼。

这全都是一种姿态，说明她们无法理直气壮地回应舆论的质疑。

简单说明《给十九岁的我》的拍摄伦理问题，就是导演在未有征得被拍摄者同意的情况下，进行剪接和上映。

意思是说，虽然导演和校方多番发表声明，指多年来的拍摄都是征得同学同意，没有偷拍或强逼拍摄的成分。

但电影主要遭人诟病的，是同学一直无从得知被拍摄的内容，以及剪接完成后的成品状态。

而最后电影作公开放映，也跟被拍摄同学一向理解的发放方式不符。

在宣布《给十九岁的我》获得最佳影片的那刻，张婉婷则透过郭伟伦发表得奖致谢辞。

在致谢辞中，张婉婷以“一场风波”淡化争议中的伦理责任。

要知道，这部电影在上映初期，在香港闹的沸沸扬扬，观众以舆论力量逼使导演罢手停播。

这其实是对纪录片拍摄者提出一个简单的伦理要求：请尊重每一位被拍摄者。

最终，《给十九岁的我》仅仅以“停播”回迥避了这个伦理问题，但当金像奖的选民仍选择将“最佳电影”交到《给十九岁的我》的团体手上，那就是电影业界对上述伦理问题的集体回应了。

人们经常质疑金像奖遴选机制不透明、小圈子，但正如金像奖协会主席尔冬升所言，金像奖是工业奖，它只反映了业内的集体看法，而不是观众或社会舆论的观点。

那么，《给十九岁的我》得奖所真正反映的，其实是在纪录片拍摄伦理这一问题上，电影业界跟公共论述有着迥异不同的理解。

综观这次金像奖主要大奖得奖名单，只能理解为是再一次对传统电影工业意识的嘉许（这当然和评审构成有关），甚至更像是给予长年奖项缺失的影视从业者的好结果。

这种说法放在这里并无对香港金像奖不敬的成分。

因为的确是这样，大奖得奖者中，是在业界多年的韦家辉（作为导演）及郑秀文的首个个人重要奖项。

在理解工业行情的角度而言，算是本届大赢家（《神探大战》获得最佳导演、最佳编剧、最佳男演员、最佳摄影）的韦家辉。

在《神探大战》的主题、隐喻到场面把控上，确是成熟圆浑，难得是也算一定程度上回应近年的香港社会情绪。

但就整体去年多路挺进的香港后浪潮新一代作品的现象而言，这个结果却肯定是一个落后的取态，完全跟不上时代的脉搏。新一代影视从业者看不到光芒，然而眷恋旧日色彩的仍为数不少。

真的让人不禁感叹，香港电影，变了！

因此，当舆论对《给十九岁的我》闹得热血沸腾，最终令电影停播，业界却仍然选择选其为“最佳电影”，这无疑是一种宣示和声明：

业内人士未必没有意识到电影的伦理问题，也未必人人都看过这部电影，可以对其艺术水平作出公允判断。

但当涉及到在电影艺术创作自由上的攻击和打压时，就必须站出来回应。

香港电影金像奖四十一届以来，从结果看来，从没有过像这届的舆情割裂。

就像金像奖从没有在在最该给奖的时候肯定刘青云一样！

当中，最重要的奖项最佳电影颁与《给十九岁的我》，最佳导演最佳编剧最佳男演员《神探大战》，如果再加上较为众望所归的郑秀文《流水落花》得最佳女演员。

突然发现，就是说这个名单的确就是、年前的名单不为过！

年，岁的韦家辉以《一个字头的诞生》打出响亮一枪（主角也是刘青云）。

年岁的张婉婷交出《玻璃之城》。

获奖辞惹来更多争议的联合导演郭伟伦也执导了首部片《垃圾年头》。

岁前后的郑秀文，从年至年陆续以《百分百感觉》至《行运一条龙》奠定她轻喜剧天后的地位。

那是一个可能性看来也极多源的日子，后来惘然而至的阴影像没有被提早察觉。

无论是《一个字头的诞生》的另走偏锋过火凌厉，《玻璃之城》的彻底怀旧，漫画感与喜剧感丰富的偶像剧纯娱乐都能在那段时间找到恰当的位置与生存空间。

看来没有太多人会过早忧虑到香港电影的“生死存亡”。

但事实上也得承认，必须把奖项背景和作品成绩分得清楚，避免过多的揣测或误读。

于制度及业内的基础上，一个由业界人士参与票选，造成偏向既有人脉的得奖结果，差不多是每一个熟人系统的共通点。

香港电影金像奖没有离开这先天设定的局限，但也拥有它个别特色，就是它既有古老传统的一面，但有时又有拥抱时代的一面，奖项的结果，往往是徘徊两者之间，看当年是哪一方的取向占更大影响力。

这古老传统，由获得终身成就奖，岁的胡枫那最后点精金句说出了重点：序有应得（这个引发现场最大反应笑声的笑话，是因为在广东话发音中，“罪”与“序”同音）。

那成绩表更是用实证说明了这个“序”是如何坚固，像在说，韦家辉和郑秀文，都等了这个奖四分之一世纪！

颁奖礼另外一个最受欢迎的笑话出自吴镇宇，当以香港演员的接拍机会来发挥，他提及“青黄不接”的问题，说的是或者当刘青云和黄某生都不接戏，新演员才更有机会。

在这个香港人普遍称为“烂gag”（冷笑话）的笑话中，却包含了“序有应得”思维的另一面。

是否必须通过上一代的让位、被淘汰，才得以备出后浪向上的空间？不景气是否因为没有高质的在接班？

这无伤大雅的笑话当然令人捧腹，但背后的代际之争的隐忧不容误读，决不能把它定位为一种“夺权”，反而更多应是传承和另辟蹊径。

反过来，它最大程度的积极意义，是放诸电影主题、手法、卡司甚至到宣发都焕然一新。

而去年这批新导演的作品，正正就以作品说明了这大转向。

也正是在这背景下，我们才更明了这奖项名单的缺失。

对比新世代后浪潮导演及演员去年的蓄势既发，今次单看奖单，成绩并不突出。

以最受关注的演出或编导奖项而言，和后浪潮有关的只有《流水落花》（还得是郑秀文的原因）。《正义回廊》和《窄路微尘》也只能获得个别技术奖项和《白日青春》得最佳新演员奖。

至于新导演奖固然只能给新导演不能算是大收成。

最佳影片颁给《给十九岁的我》，更是说明这古有稳健的投票取向，看来是完全忽视了该片后来引发的沸腾舆论。

背后是对制作过程公义的漠视。

这部闹出香港电影界近年最大风波的作品，短期内可能都不会再公映，使它讽刺地成为一部没法被看到的最佳电影。

评委经社会舆论反响仍作出这投票取向，其实大可视为是对传统具地位制作人的关系，也有一种表态成分。

这届疫后甚至是香港劫后重启，理应更备受注目的金像奖，不能否认是它确实存有极大的遗憾不足。就是对于年作为香港电影再启航的分水岭一年。

它没有足够反映，或至少是用奖项来记录这转折并写进历史。

当然，在几个最受关注奖项提名中，如最佳电影及最佳导演，新导演都有占比。

但综观结果，这些具丰富时代意义及香港电影转型定义的作品，在得奖成绩上是近乎空手而回。

这现象令人最为担忧的，并非替新人导演们不值。

他们也申明，是自己另创定义的时代，不需传统奖项的“认可”。

但反向思考，以这结果而言，却反映出工业内的专业人士，同时作为投票人，他们对社会变化的敏感度严重不足，落后于形势，并可说与更新一代的影迷脱节，这将大大影响他们日后对制作及口味的掌握。

轻微的安慰是，金像奖协会会长尔冬升强调作为一个独立运作的团队，他们没法干预选出的结果，仍然显示一种选举体制及运作，由既定规则去决定的中肯，而不轻易因不同的舆论及压力而随便修改规则或滥用特权。

这在香港新常态中已是磊落真诚担当。

由此引伸下去，真正值得担心的，除了是上述的投票成员组成的眼光和价值取向之外，这个本身已不太大型的选票库，它的成分组成在未来日子会否容易被改变？

整个颁奖礼台上得奖发言中，新一代创作人都表现得克制，可能因为容许他们高呼得奖感言的机会并不多。

当中，凭《窄路微尘》得最佳原创音乐的黄衍仁还是隐约说出重要的一段，他说若有机会继续参与金像奖，会一直穿当晚同一套衣服：

直到我们可以在香港戏院，看到全部林森拍的电影的那一天。

也更令人联想到，今天的香港电影及金像奖，实在是遗忘了另一些港佬故事。

在这里再一次强调，代际讨论不是世代之争。当新导演们讨论对老规则，或颁奖礼后可理解为“序有应得”的不屑之时，并不排除大家的共同参与，拍戏，看戏，讲戏，拿奖，不论长幼。今届这批新导演的作品可能没有在得奖名单中有太多留下，但毫无疑问，香港已然看见。

一个领奖后的细节或许说明了这种疫后重逢的意义。

正在拍翁子光新片的刘青云感叹说，当晚碰到许多之前不认识的新导演、新演员，他应该和自己同辈的导演一样，乐意明年继续和大家竞逐，无须等到“青黄不接”的一刻。

我想，这才是香港金像奖该有的模样！

#第届香港电影金像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