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晚上，奶奶一棍子抽在爸爸腿上，厉声喝道：＂周建国，给我跪下！一个大男人，竟然打老婆，你还算个人吗？＂

我躲在墙角，手里紧攥着小人书，哆嗦得像秋风里的杨树叶。

那是一九七八年的江城，夏末秋初，我十岁，已经懂得家是什么味道了。

院子里的老槐树下，邻居们摆着竹躺椅乘凉，收音机里播着《东方红》。

每到这时候，我总喜欢蹲在自家的小板凳上，听大人们唠家常，一边扇着蒲扇，一边数着天上的星星。

爸爸在江城造船厂是个焊工，三级钳工，＂周师傅＂的名号响当当。

他的手稳得很，能把铁片焊出花来，样样活计都能干得细致妥帖。

厂里车间墙上挂着他的大红喜报，我和奶奶去看过，＂周建国同志技术革新，为厂里节约材料两千余斤＂，骄傲得我脸都红了。

＂我爸就是本事大！＂我常对小伙伴们夸耀，腰板挺得笔直。

可自从去年厂里那台从苏联引进的老旧吊车突然断裂，砸断了爸爸的右手腕，一切都变了。

院里的刘大爷说那是＂老天咬人＂，可不就是吗？家里像被泼了一盆冷水，原本热热闹闹的小屋子，顿时冷清下来。

医生说爸爸这手算是废了，骨头碎得像瓷片一样，接都接不好。

＂老周啊，你这辈子怕是拿不了焊钳了。＂主治医生摇着头，脸上写满了惋惜。

吃了两个月的药，工伤赔了三百来块钱，单位给了个看大门的轻活。

爸爸不肯去，说一个大老爷们看大门，还不如回家养蚊子。

他宁愿窝在家里，闷头喝酒，一壶接一壶。

家里那台上海牌手摇式黑白电视机，是去年厂里发的福利，这时候也很少开了。

爸爸常坐在八仙桌旁，对着一盏老式煤油灯发呆，嘴里念叨着：＂周建国这双手没了用处，还不如死了算了。＂

妈妈在纺织厂做织布工，是车间里的先进工作者。

三班倒的日子不好过，她加班加点养家，每天天不亮就出门，穿着洗得发白的蓝色工装，背着印有＂纺织厂＂字样的饭盒。

她总是小跑着去赶第一班公交车，那是拥挤不堪的＂绿皮车＂，车厢里挤满了匆忙赶往各个工厂的工人。

天黑透了才回来，累得腰都直不起来，脸色发黄，手上全是机油和棉絮混合的痕迹。

她洗脸时，我能看见她眼角的皱纹一天天加深，像是被愁苦一笔一笔刻上去的。

＂建国啊，你别急，等你好了，咱们日子照样过。＂妈妈常这么安慰爸爸，声音轻柔得像江南的细雨。

可是爸爸呢，他像是听不进去，只顾着喝闷酒，酒瓶子一个接一个摆在床底下，我每天都能听见玻璃瓶相互碰撞的声音。

奶奶是退休的小学老师，七十年代初从农村公社调进城里的。

她是个倔强的老太太，讲话嗓门大，腰杆直，走路带风，邻居们都亲切地叫她＂周老师＂。

奶奶的屋里摆着一台老式红木收音机，是爷爷在世时留下的。

每天早晨，她都要打开收音机听新闻广播，说是＂不能脱离国家大事＂。

家里大事小情都是她拿主意。

爸爸从前最敬她，说全厂没人敢在周老师面前撒谎。

那天，爸爸又喝酒了，从下午开始，一直喝到天黑。

他眼睛红得像兔子，鼻头通红，衬衫扣子歪七扭八地系着，坐在八仙桌旁，桌上放着半斤二锅头和一碟咸萝卜。

妈妈下班回来，看见这情景，叹了口气，放下饭盒，默默去厨房烧火做饭。

我闻到了咸菜汤的味道，那是我们家常吃的，一碗白米饭，一碗咸菜汤，再炒个小青菜，就是一顿正经饭了。

爸爸突然拍桌子站起来，冲妈妈嚷嚷：＂李淑芳，你现在是不是看不起我？整天背后和人嘀咕，说我没出息！＂

妈妈愣住了，手里的饭勺差点掉到地上：＂建国，你这是说的什么话，我哪有...＂

＂别装了！我今天在杂货店听见王婶和你姐说我现在成了废人，靠老婆养活，这话是不是你传出去的？＂爸爸声音嘶哑，像是用锯子拉过一样。

＂我怎么会...建国，你喝多了，先吃饭吧。＂妈妈放下手中的活，想去扶他。

不知哪句话触了爸爸的霉头，他一巴掌就扇过去。

＂啪＂的一声，脆得让人心疼。

妈妈被打得踉跄几步，撞在墙上，嘴角流出血丝。

她不哭也不闹，只是用手背擦了擦嘴角，眼里泛着泪光。

我吓坏了，手中的小人书掉在地上，那是刚从邻居家王叔叔那借来的《小兵张嘎》，还没看完呢。

就在这时，奶奶拄着拐杖冲进来，手里还握着平日晒衣服用的那根竹竿。

奶奶年轻时肺结核落下病根，常年咳嗽，走路总要拄着拐。

可这会儿，她像是有了千斤力气，一脚踹开虚掩的门，冲了进来。

那棍子挥得虎虎生风，直接抽在爸爸的腿上。

声音脆生生的，像冬天冰面碎裂的声音，又像春天的第一声惊雷。

爸爸＂哎呦＂一声，跪坐在地上，酒劲像是被这一棍子打散了一半。

＂周建国，你这是造了什么孽！＂奶奶颤抖着嗓子，脸上的皱纹都抖动起来。

＂一个大男人，穷不是罪，没骨气才是罪！咱周家的男人，再穷也不能打老婆！＂

院子里的邻居听见动静，都围过来看热闹。

刘大爷探头探脑地往里瞧，刘婶在一旁小声嘀咕：＂老周家闹得这是哪一出啊？＂

爸爸跪在那里，像座倒塌的山，浑身的力气像是被抽干了。

他低着头，双手摊开放在膝盖上，那只受伤的右手，关节处鼓起一个大包，手指弯曲着，怎么也伸不直。

奶奶看了看妈妈，又看了看我，眼睛里闪着泪光。

她拉着我的手，把我拉到跟前，声音低沉却坚定：＂兆平，记住，男人可以穷，但不能没骨气；可以认错，但不能没尊严。＂

＂你爸爸今天就是忘了这个道理。＂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只觉得心里堵得慌，像是闷了一块石头，怎么也咽不下去。

那晚上，家里静得出奇。

爸爸坐在院子里的小凳子上，一根接一根地抽烟，那是江城特产的＂长江＂牌香烟，一毛七分钱一包，盒子上印着长江大桥的图案。

烟雾在月光下袅袅上升，像是他说不出口的苦闷。

半夜，我听见院门＂吱呀＂一声开了，爸爸的脚步声远去了。

那晚他没回家。

第二天，第三天，他还是没回来。

妈妈眼睛哭得红肿，却还要早起去上班，她的手指上的针刺越来越多，她说是机器太快，我知道是心不在焉。

奶奶也不太说话了，只是每天早上把收音机的音量开得特别大，像是要用新闻广播的声音填满这个空荡荡的家。

我看见妈妈偷偷翻出一张老照片，那是她和爸爸结婚时照的，爸爸西装革履，妈妈穿着红色的旗袍，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照片背面写着：＂建国与淑芳喜结良缘，一九六七年春＂。

我知道，那是文革期间，很多人不敢办婚礼，爸爸妈妈却还是举行了简单的仪式，在厂里的俱乐部照了这张相。

妈妈用手轻轻抚摸照片，眼泪一滴一滴落在照片上，她赶紧用袖子擦干，生怕把照片弄坏了。

那天晚上，我听见隔壁王婶和李大娘在院子里乘凉时闲聊：

＂周建国现在这样，谁能想到他当年是造船厂的先进工作者啊！那手艺，厂领导都说一绝，连上海来的专家都夸。＂

＂唉，命苦啊，这么好的手艺人，折在那台老吊车下了，听说当时要不是他眼疾手快，底下还有三个小工要遭殃哩！＂

＂男人嘛，最要强，从一家顶梁柱变成这样，哪受得了。可打老婆算什么本事，周老师那一棍子打得解气！＂

＂李淑芳也够可怜的，一个女人养活全家不容易啊...＂

我听着大人们的话，心里难受得像打了个结。

第三天傍晚，我放学回家，没有直接回家，而是偷偷跑到江边。

江城的傍晚，薄雾笼罩着江面，水面上泛着铁锈色的光。

远处造船厂的灯一盏盏亮起来，像满天星。

厂区的大喇叭里，播放着《东方红》的乐曲，悠扬的旋律传得很远。

我沿着江岸走着，踢着小石子，一边走一边想爸爸会去哪里。

他没有钱，能去哪儿呢？

在废弃的码头上，我找到了爸爸。

这个曾经高大威猛的男人，现在蜷缩在角落里，胡子拉碴，眼窝深陷，像个迷路的老人。

他手里捧着个褪色的红皮本子，那是他的工作证和奖状集，是他最宝贝的东西。

本子上的烫金字＂光荣证书＂已经有些模糊，但每张奖状都被他小心翼翼地用透明纸包着，生怕弄脏了。

＂爸，回家吧。＂我小声说，不敢看他的眼睛。

码头上冷风阵阵，吹得我直打哆嗦。

这个码头是老码头了，听奶奶说，解放前就有了，现在只停靠些小渔船和运沙船。

爸爸抬起头，眼眶湿润，胡渣上还挂着酒气：＂兆平，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

＂我...我猜的。＂我不敢告诉他，其实是因为他常说，码头是他最喜欢的地方，因为从这里能看到整个造船厂。

＂兆平，你看看这双手...＂他伸出双手，右手腕处一道狰狞伤疤，像条蜈蚣盘踞在那里。

指头僵硬弯曲，再也无法灵活舒展，十个指甲全都发青，像是十片枯叶。

＂我不是不爱你娘，是恨自己成了家里的负担。＂爸爸声音哽咽，像是被什么东西卡住了喉咙。

＂我从十六岁学焊工，一辈子靠这双手养家。你知道吗，你出生那年，我焊接的船壳，连检验组的老师傅都夸好...＂

＂现在...我什么都干不了，连个碗都拿不稳，吃饭筷子都会掉。＂

＂妈妈说她不在乎这些...＂我小声说。

＂她嘴上这么说，心里能不在乎吗？＂爸爸苦笑一声，＂以前逢年过节，我都给她买花布做新衣裳，现在...连顿像样的饭都给不了她...＂

暮色四合，江水哗哗流过，带走多少人的苦闷与不甘。

远处传来汽笛声，是开往武汉的客轮。

那声音低沉悠长，像是某种无言的诉说。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只能挨着爸爸坐下，看着对面造船厂亮起的灯火。

＂爸，奶奶让我告诉你，家里还有你的位置。＂我想了想，又补充道，＂妈妈也很想你。＂

爸爸没说话，只是用那只伤了的手，轻轻摸了摸我的头。

那触感粗糙，却温暖。

回家的路上，爸爸走得很慢，像是在思考什么重要的事情。

路过小卖部，他停下来，用身上仅有的几毛钱，买了两根水果糖，塞给我一根：＂给你娘带一根。＂

那是妈妈最爱吃的大白兔奶糖，五分钱一根，甜丝丝的，是那个年代难得的小奢侈。

回到家，妈妈正在缝一件衣服，那是爸爸的旧工装，膝盖处磨破了，她正一针一线地补着。

看见爸爸，她先是一愣，然后眼泪刷地就下来了，却又不敢哭出声，怕邻居听见。

奶奶坐在八仙桌旁择菜，看见爸爸回来，只是淡淡地说了句：＂回来就好，先洗把脸吧，饭菜一会儿就好。＂

那晚的饭菜很简单，清炒白菜，萝卜汤，一小碟咸鸭蛋。

但那是我吃过的最香的一顿饭，因为一家人又坐在了一起。

饭后，爸爸帮妈妈洗碗，动作笨拙，打碎了一个碗。

妈妈没有责怪，只是轻声说：＂没事，我来吧。＂

一周后，我的班主任许老师来家访。

他骑着二八大杠自行车，车后架上还带着一沓教案。

许老师三十出头，是部队转业来的，说话做事雷厉风行，却又细致入微，是学校里最受学生尊敬的老师。

他带来个消息：＂区技工学校准备招收几位有经验的老师傅，教学徒基础焊接技术。周师傅手艺是一流的，虽然手伤了，但教人应该没问题。我已经把你爸爸的名字报上去了。＂

爸爸一愣，放下手中的茶杯——那是他以前厂里发的搪瓷杯，上面印着＂为人民服务＂几个大字：＂许老师，我这手...＂

＂教徒弟靠的是眼光和经验，不全是手上功夫。＂许老师认真地说，他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份报纸，指着上面的一篇文章。

那是《人民日报》上的一篇文章，标题是《技术能手传帮带，建设四个现代化》。

＂周师傅，现在正是国家需要技术人才的时候，您这么多年积累的经验，不能浪费啊。＂许老师声音铿锵有力，＂我们学校的孩子，也需要像您这样的老师傅带。＂

爸爸沉默了，他看着自己的双手，眼神复杂。

许老师离开时，拍了拍爸爸的肩膀：＂周师傅，人这辈子不怕跌倒，就怕爬不起来。您想想看，多少年轻人等着跟您学手艺呢。＂

那晚，奶奶把爸爸叫到她房间。

我躲在门外偷听，黄豆大的雨点敲打着窗户，像是在敲打我紧张的心。

＂建国，那天让你跪下，不是要你的尊严，是要你明白，认错不是耻辱，是勇气。＂奶奶的声音温和却坚定。

＂从前你用手艺支撑这个家，现在手艺还在，只是方式变了。＂

＂可是娘，我...＂爸爸的声音低沉，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

＂记得你小时候学焊工，第一次焊接，把自己的手指头烫起了大泡吗？＂奶奶问。

＂记得...＂

＂那时候你哭了吗？＂

＂没有，您说过，男子汉大丈夫，敢做敢当，不怕疼。＂

＂现在也一样。＂奶奶叹了口气，＂你这手是为了救别人伤的，没什么可羞耻的。＂

房间里沉默良久，爸爸低沉的声音传来：＂娘，我对不起淑芳，也对不起您和兆平...＂

＂知错能改，就是好样的。＂奶奶语气缓和了些，＂你看看兆平，都十岁了，正是长骨头的时候，需要爸爸给他立个样子。你想想，他看见你这样，心里会怎么想？＂

又是一阵沉默，然后是爸爸压抑的啜泣声。

我从来没听过爸爸哭，他在我心中一直是坚强的、不屈的，像座大山。

可那一刻，我明白了，爸爸也是会哭的，也会有软弱的时候。

第二天，爸爸刮了胡子，穿上许久不曾穿的蓝色工装，去了技工学校。

他特意绕到纺织厂门口，等妈妈下班，两个人一起走回家，像是恋爱时的年轻人。

隔壁的刘婶看见了，在井边洗衣服时笑着对我说：＂你爸妈感情可真好，瞧那样子，像是又回到年轻时候啦！＂

一个月后，爸爸正式成了焊接班的老师。

他给学生们讲解焊接原理，示范如何判断焊点质量，教他们分辨不同材质的钢材。

虽然他的手不能再握焊枪，但他的眼睛能看，嘴能说，脑子里的本事，没有人能夺走。

学生们都尊敬地叫他＂周师傅＂，一如当年他在厂里的称呼。

他开始带薪水回家，第一个月的工资是四十八块六，比在厂里时少了些，但胜在稳定。

拿到工资的那天，爸爸买了两斤猪肉，一斤糖果，还有一条小花布，给妈妈做围裙。

那是我们家几个月来第一次吃肉，香气弥漫了整个院子，邻居们都闻着味儿过来串门。

奶奶炒了一大盘回锅肉，又蒸了一锅白米饭，难得奢侈了一回。

那年夏末的一个傍晚，一场大雨过后，我们一家人坐在屋檐下乘凉。

雨滴从屋檐滴落，滴答滴答，像某种韵律，仿佛在诉说着某个久远的故事。

斜阳的余晖透过雨后的空气，给小院染上一层金色。

远处的广播里传来新闻联播的声音，说是国家要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江城也要建设新码头，扩建造船厂。

爸爸轻轻握住妈妈的手，那只伤了的手覆在妈妈布满茧子的手上。

他们不说话，但那眼神里有愧疚，有理解，更有希望。

奶奶摇着蒲扇，看着我们，脸上有满足的笑容。

她常说：＂世上本没有过不去的坎，就看你想不想迈过去。当年你爷爷参军去了前线，我一个人带着你爸爸，比这艰难的日子都过来了。＂

我坐在小板凳上，背着明天要默写的课文，心里暗暗想：爸爸变回了原来的爸爸，家也变回了原来的家。

雨后的空气清新，远处传来知了的鸣叫，混合着邻居家传来的《上海滩》的电视剧主题曲。

奶奶看了看我，又看了看爸爸妈妈，突然说：＂建国，以后技工学校的学生，就是咱江城造船厂的未来。你教出来的徒弟，以后造的船，就是咱们国家的骄傲。比你自己焊接，不是更大的本事吗？＂

爸爸点点头，眼神坚定如初。

他告诉我：＂兆平，记住，人这一辈子，总会遇到这样那样的困难，关键是要挺直腰杆，面对它。＂

妈妈靠在爸爸肩上，轻声说：＂只要一家人在一起，什么困难都不算困难。＂

在这个普通的江城家庭里，苦涩与甜蜜交织，就像苦雨过后的烟江，终有澄明的时刻。

多年后，我去了大学，爸爸的学生们遍布江城的各个船厂。

那些曾经的年轻学徒，已经成为技术骨干，他们都记得有个右手有伤的周师傅，教会了他们不仅仅是焊接的技术，还有面对困难的勇气。

每当我回想起那个夏末秋初的日子，那一棍，那一跪，都成了我生命中最深刻的教育。

奶奶常说：＂打一棍子，不是要伤人，是要敲醒；让人跪下，不是要屈辱，是要让人找回本心。＂

在江城的雨季，当雨滴打在屋檐上，我依然会想起那个夜晚，想起爸爸跪下的背影，想起奶奶拄着拐杖的坚定，想起妈妈眼中的泪光。

那是一段苦涩的记忆，却也是最珍贵的财富。